彭文生：目前，宏观政策措施无论在范围和规模上都超出了常规的理解，但大的方向是纾困，而不是刺激经济。

 

之所以说是纾困而不是刺激经济增长，是因为隔离措施使得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受到限制，货币刺激的作用不大。纾困的作用是帮助受冲击的个人和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长久失业，这样疫情消退后经济活动能够很快反弹并恢复正常。

 

纾困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凸显收入分配的新视角，收入差距扩大更多体现在无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大约20%至30%）和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大约70%至80%）的分化。

 

如何理解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受到的冲击和政策救济？在纾困的视角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保险的视角。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讲，这种个人的损失应该社会化，即由整个社会分担。这也是为什么此次疫情下财政政策在各国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国这次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明显和以往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不同，更多和救助企业以及个人联系在一起，包括有针对性的免征增值税和退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贷款财政贴息、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延期申报纳税等。但和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比较，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发展阶段，存在纾困措施落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对中国来讲，应对疫情的关键是从供给端出发保就业，比如把救助企业和要求不裁员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助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