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供给能力应是政策重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下，社会各界对于政策取向的争议较大，尤其是在美国推出2万亿美元的救济法案，并意欲再推出2万亿美元的基建方案后，对于中国是否应该也推出救济或者基建刺激方案的争论更多。基于以上分析，走出疫情的关键是重视供给端，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在维持疫情得到控制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复工复产，保就业。 

 

稳妥而有序地退出社交隔离，是未来几个月恢复生产生活的政策关键。退出社交隔离的前提是疫情扩散被严格控制在小范围内，不会再挤兑短期相对有限的医疗和医护资源。在新冠病毒疫苗没有出现之前，这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大规模的新冠病毒检测隔离体系，二是有效的流行病追踪。这不仅需要社会人力物力的较大投入，还依赖于高效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

 

中国目前的疫情防控面临“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艰巨任务。要把疫情蔓延控制在小范围内，不仅要对内部和外部输入的有症状患者进行检测隔离，还要对无症状感染者进行检测隔离，同时追踪检测这些感染者的接触者以及他们的接触者。检测范围越大、检测周期时间越短，定位接触感染者越准确，疫情的蔓延范围就越可控。“及时发现、及时隔离”是把疫情的扩散严格控制在小范围内并逐渐退出社交隔离的关键所在。而这项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医疗、社区、公安、海关、科研等多部门协同。

 

就宏观政策本身而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的视角来看，目前的讨论对疫情对供给侧的冲击重视不够，存在过度强调不对称的需求刺激的风险。这有可能造成对经济更大的衍生伤害，埋下滞胀的压力。

 

因此，宏观政策应该以恢复和增强供给能力为重点，在加大一季度社会保险补偿的落地力度的同时，应该避免没有供给能力形成的纯粹需求刺激措施。有两个方面值得探讨：一个是如何把增加需求和促进新的供给结合起来，另一个如何维护现有的供给产能。

 

具体来讲，一个可能是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在检疫检验环节、防疫物资生产等相关领域，在受到疫情冲击而产生了供给缺口的农业、物流等领域创造一批临时性或通用型的就业岗位，包括以工代赈的形式。其次，大力放松市政管理措施，允许或者补贴鼓励民众以摆摊等自主择业的方式增加就业和供给能力。再次，大力增加减税或者提供定向纾困资金的力度来提高企业的存活概率，防止产能急剧收缩，包括增加并真正有效发挥财政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扶持。还有，引导公共、私人部门更大力度地投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在提升服务业效率的同时，增加无接触经济的就业机会。

 

应对百年不遇的大灾，财政扩张的力度应该突破惯性的约束，对应疫情对经济的冲击，10%GDP左右的一次性政府债务增加有必要也合理。关键是如何用好这个资源转移，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只是几个具体可能的例子，重要的是思维范式。疫情是需求和供给双冲击，也超越经济层面，宏观政策不应是传统的需求刺激导向，大规模基建不可取，指望房地产拉动需求更不应该。政策应对需要人文经济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