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疫情冲击的属性，是供给较大还是需求冲击较大，存在争议。在疫情爆发期，隔离措施限制人们外出工作和消费，所以是供给和需求的双冲击。同理，疫情消退后需求和供给会同时恢复。这是和一般的经济波动最大的不同。在经济周期下行期或金融危机时，经济面临的是需求不足，体现为增长和就业下行，同时伴随通缩压力。疫情冲击下，增长和就业下行但没有通缩压力。一个含义是，以需求刺激为导向的宏观政策可能带来物价上升压力，宏观经济运行体现滞胀的特征。

 

这样的逻辑推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从动态的角度看，供给和需求问题可以相互转化。就中国而言，疫情在本土的大规模传播基本已被阻断，民众在一季度的劳动供给不足带来的收入下降，意味着二季度的总需求将会受到影响，因此一定的需求管理有合理性。这个视角对美国尤其欧洲可能不适用，因为供给对需求的外溢效应没有中国的情形大，反映了欧美政府的社会保险措施的作用。

 

其次，对于全球化的经济来讲，由于疫情在不同国家蔓延的时间点有差异，一国的供给冲击可能外溢为另一国的需求冲击。进入二季度，随着中国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外需（出口订单）不足成为一个重要障碍，内部需求刺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那么如何理解动态和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供需平衡问题？现阶段总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吗？在全球范围来看，不存在需求与供给错配的问题，一季度中国面临供给和需求的双冲击，3-5月份欧美面临供需双冲击，后面可能是其他地区。例如，3月19日，特斯拉宣布2座美国工厂暂时停产，3月21日，意大利宣布全国非必要行业的生产活动一律停止。中国在二季度的外需订单少了，但外部的供给（进口供应）也少了。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可以用来缓解通胀压力的渠道是进口。但疫情的蔓延正在导致海外供给受到抑制。在全球疫情没有明显缓解的背景下，不能低估供给端的约束。大规模的需求刺激可能更多体现为通胀上升压力，而不仅仅是贸易逆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大规模刺激导致贸易顺差大幅下降）。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供给和需求冲击哪个更重要？首先，疫情冲击是实体变量冲击，不是名义变量（比如货币政策紧缩）冲击，货币政策的对冲作用有限。更深层次来讲，隔离措施带来的物理限制使得货币的作用降低，货币经济条件下一般不适用的萨伊定律这时反而适用了，也就是供给创造需求，或者说供给才是最重要的。以需求刺激为导向的政策的风险是滞胀和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房地产泡沫。

 

供给比需求重要的判断对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有含义。一般来讲，宏观政策在总需求管理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机制，但对缓解供给的约束作用有限。也就是说当供给是主要矛盾时，经济增长受到的约束比较刚性。关键是这样的刚性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在重新确立2020年的增长目标时需要重视的问题。

 

一个客观理性的方式是把2020年上半年作为一个特殊时期，一个百年不遇、政策无法对冲的灾害来处理，宏观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在下半年恢复到潜在水平为导向，比如5-6%的同比增速。这样做的好处是 “忘记”已经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殊冲击，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提振民众的信心。实际上，如上文所述，隔离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价值远超其导致的GDP损失，GDP只显示了防控疫情带来损失的一面，无法体现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一面。给定疫情的特殊性，我们需要综合看待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