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隔离措施的价值和必要性不代表宏观政策对隔离措施导致的经济问题没有反应，实际上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应对措施。宏观政策措施无论在范围和规模上都超出了常规的理解，但大的方向是纾困，而不是刺激经济。物理隔离措施导致生产和消费停顿，企业和个人面临收入陡然减少和现金流紧张，政策应对是对个人和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补贴，主要是财政（减税、转移支付）和结构性信贷（或者说政策性金融）措施，也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供给以应对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

 

之所以说是纾困而不是刺激经济增长，是因为隔离措施使得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受到限制，货币刺激的作用不大。纾困的作用是帮助受冲击的个人和企业度过难关，避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长久失业，这样疫情消退后经济活动能够很快反弹并恢复正常。也就是说疫情的冲击好像是按下一个机器的暂停键，纾困好比维护机器，只要机器还在，暂停键取消后经济就会快速恢复常态。

 

纾困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凸显收入分配的新视角。过去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极少数富人（1%）和绝大多数（99%）的居民之间的差距。这次疫情下，收入差距扩大更多体现在无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大约20%-30%）和接触经济（大约70%-80%）的从业人员的分化。在这次疫情中金融、教育、科技、高端服务等行业从业者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他们可以通过在线工作，远程工作进行替代。但是制造业工人，低端服务业从业人员等中低收入阶层，承受了很大的冲击。

 

如何理解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受到的冲击和政策救济？在纾困的视角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保险的视角。隔离措施防控疫情有外部性，也就是需要所有人配合，一部分不配合的话效果会大打折扣。对于有接触经济从业人员来讲，配合隔离措施的收益具有社会性，但成本（不工作的损失）是否应该完全由自己承担？显然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讲，这种个人的损失应该社会化，即由整个社会分担。这种社会保险最终只能由政府承担。

 

这是为什么这次疫情下财政政策在各国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反映社会治理机制、发展阶段、历史路径的差异，社会保险机制在各国的落地存在差异。欧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企业的工资负担（70%-80%）直接转移给政府财政了（包括个体经营户），初步为三个月，美国则主要靠现有的失业救济体系外加一次性发放现金。政策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的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而欧洲则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美国的现金发放虽然吸引眼球，但实际上欧洲的社会保障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美国的现金发放政策有点像直升机撒钱，应对需求冲击有效，但应对供给冲击效果受限。实际上，大规模失业本身将加剧这次疫情对美国经济供给端的冲击，或者说是供给冲击一个重要载体。尽管这样的失业大概率是短暂的，相关失业人员也得到政府救济，但失业毕竟意味劳动者和雇主的分离，不利人力资本积累，和欧洲比较，美国的模式不利于疫情过后经济活动的恢复。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也明显和以往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不同，更多和救助企业和个人联系在一起，包括有针对性的免征增值税和退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贷款财政贴息、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延期申报纳税等。但和发达国家尤其欧洲比较，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发展阶段，存在纾困措施落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对中国来讲，应对疫情的关键是从供给端出发保就业，比如把救助企业和要求不裁员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助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