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冲击，一个根本的问题是“隔离”挽救的生命与经济损失，孰轻孰重？这既是一个容易回答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亲人的生命安全时，或者个体的生命安全时，答案比较清楚，生命是无价的。但就整个社会来讲，我们不可能无限制投入资源以挽救生命，比如不会因为要避免交通事故而不发展高速公路，不会因为要避免空气污染而禁止所有的化工厂。也就是说，就整个社会来讲，就公共政策来讲，生命是有价的。

 

这次疫情冲击下，与经济停摆造成的损失相比，通过“社会隔离”的方式来控制疫情拯救生命是否“值得”，或者说怎么把握好这个度，成为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我们究竟如何看待“隔离”带来的更多生命延续和更多经济损失之间的经济账呢？

 

经济学文献有一个统计生命价值（VSL，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的概念。经济学家Thomas Schelling在1968年的论文《你拯救的生命或许就是你自己的》中提出使用统计生命价值来估算生命的货币价值，从统计学角度计算社会为了降低单位死亡风险而愿意支付多少金钱。举个例子，假如一个社会愿意支付1万美元来降低0.1%的死亡风险，那么这个社会评估这一条生命价值就等于1000万美元。对于社会而言，VSL方法将每一条生命都赋予了一定的社会价格。尽管伦理争议的声音不绝，但VSL逐渐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相对被接受的计算生命价值的方法。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计算，2020年美国18岁及以上人群的VSL平均值为1150万美元。现在VSL作为衡量人们为降低风险的支付意愿指标，以及为提高安全性的边际成本的指标，已经广泛应用于对医学、环境和运输安全方面的公共政策的评估领域。
 

就本次疫情而言，通过VSL可以计算“社会隔离”所挽救的生命价值，这样就可以跟“社会隔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进行比较。最近，Greenstone和Nigam在2020年3月的一篇论文中（Does Social Distancing Matter?），利用隔离措施带来的不同年龄阶段死亡率降低的概率，估算“社会隔离”的经济收益（表1的左半部分）。Greenstone 和Nigam认为新冠疫情期间，如果美国采取“社会隔离”会降低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死亡率，那么到2020年10月左右，一共可以挽救176万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的生命，共计可以避免7.9万亿美元的社会损失。

 

利用Greenstone和Nigam的方法，我们假设中国由于采取隔离措施，新冠疫情的死亡率在不同年龄阶段降低的幅度与美国相似，同时中美的单位VSL和中美人均GDP成正比。这样我们近似计算出，中国本次隔离大约可以拯救590万条不同年龄阶段的生命，因此带来用VSL计算社会收益约为34万亿人民币。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疫情下美国采取隔离措施避免的生命损失，整体接近8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从隔离造成的经济损失来看，假设美国因为隔离导致每天的经济活动减少20-40%，90天左右的封城隔离措施，可能使得美国全年GDP较预计减少5%到10%，对应的经济损失大约为1-2万亿美元。对美国而言，隔离的社会收益远大于隔离带来的经济冲击。

 

同样从VSL角度，由于隔离措施，中国避免了约34万亿人民币的损失，约为中国35%的年度GDP。我们同样假设中国因为隔离导致每天经济活动减少约20-40%，那么90天左右的全国隔离措施，可能导致今年GDP减少大概5-10万亿人民币，约为5-10%左右的年度GDP。对中国而言，采取隔离措施的社会收益也同样远大于其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实际上，采取隔离措施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可能比表1中估算的还要大。采取隔离措施，除了降低新冠疫情带来的死亡率，还能通过其它途径增大社会收益。第一，隔离可以降低新冠疫情带来的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人们规划未来。第二，隔离措施不仅有助于控制新冠疫情的传播，也减少其它传染病的传播、降低交通等意外死亡的概率。第三，隔离措施还减少医疗资源挤兑，提高其他疾病患者存活的概率。

 

对如何衡量生命的价值，可以说见仁见智，以上的估算当然也有争议。我们列出这些数字，是想强调疫情冲击的特殊性。

 

我们在思考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时，不能简单地和今年本来的增长目标比较，或者和去年的经济增长比较来评估损失有多大，也不能简单地和历史上的大萧条或全球金融危机比较。疫情本身是来自自然界的灾害，明知道隔离措施对经济活动冲击大，各国政府有意为之，为的是减少生命与健康的损失。经济增长促进民众的福祉，隔离措施保障生命安全也促进民众的福祉，两者要综合起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