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都在实施各种形式的“社会隔离”措施，以减缓病毒的传播。在全球疫情蔓延早期，欧美很多国家迟迟不愿意采取这些措施，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寄望于牺牲一部分“心爱的人”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随着疫情的蔓延，欧美国家终于行动起来，开始推动“社会隔离”，经济活动停摆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发生疫情，也最早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在这些措施下，中国仅用较短时间就控制住了国内的疫情，然而经济上也遭受了巨大打击。

 

我们做经济预测是基于对近期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基本上是线性外推，背后的假设是模型不变，在经济遇到巨大的外生性冲击时，这个假设就不合理了。中国1-2月的经济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社会零售和投资等数据大幅低于预期，美国近期的初次申请失业人数大幅超出预期，都显示了机制变化带来的误差。我们看未来发展仍然面临超出常规的不确定性。

 

首先，冲击的源头，疫情的未来演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假设三种情形。

 

情景一，全球疫情在未来2-3个月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光大证券研究所量化分析组的估算模型，假设各个大陆均采取类似意大利封城后的隔离措施，那么欧美主要国家在4月中旬达到新增高峰，而病情发展较晚的南美洲和非洲将在5月中上旬达到新增高峰。如果隔离措施力度没有那么严格（类似美国截止4月初的情况），那么欧美主要国家在4月下旬达到新增高峰，而南美洲和非洲将在5月下旬和6月上旬达到新增高峰。

 

情景二，发展中国家疫情波浪式发展，蔓延时间延长。截至4月初，新冠疫情已经蔓延至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在感染者跨区迁移存在可能的前提下，全球疫情可能出现波浪式发展的态势，显著推迟本次疫情结束的时间。所谓波浪式发展指的是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口基于安全考虑向疫情平缓的地区迁徙，造成疫情平缓地区的首次或多次爆发。而这又会促使该地区人口向其他疫情平缓的地区迁徙，造成其他地区的首次或多次爆发，甚至周而复始。

 

从全球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由于疫情的防控能力相对疲弱，南亚、南美和非洲未来出现疫情波浪式发展的概率较大。波浪式发展的情形可能使得全球疫情结束的时间拖至今年下半年甚至更久。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政府更需要通力合作，援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感染者的识别、隔离和治疗工作。同时这也意味着其它国家必须延长“外防输入”的措施实行，这对全球经济的拖累将大于第一种情形。

 

情景三，新冠病毒流感化，与人类长期共存。更糟糕的情形是病毒以“游击战”的形式在全球各地区、各季节轮动传播，经常变异出新的亚型。从2010年到2015年全球因流感导致的呼吸道系统疾病引发的死亡人数平均为8.8万人。新冠病毒的致死率高于流感病毒，因此每年致死人数有可能也会高于这个数字。这不仅会对经济活动带来更长期的影响，也会对全球的医疗系统带来更多挑战。从当前形势看，有效治疗手段和疫苗的研发都需要时间，各国政府需要在更长时间跨度内分配社会资源应对新冠疫情。

 

其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力度存在非常规的不确定性。在疫苗研发成功之前，控制疫情只能靠隔离措施，由此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供给与需求冲击，它体现为一个物理限制，社交隔离使得人们不能外出工作和消费。一般的经济周期波动，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价格的灵活性，价格越灵活，经济自我稳定的机制就越强。比如，需求降低导致失业增加，工人接受工资下降，后者改善企业的盈利空间，促使企业增加对劳工的需求，就业增加。但疫情下，我们面临物理限制，价格调整失灵，冲击完全落在量上，实体经济包括就业、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大。一般的经济分析和预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价格弹性的理解和把握上，在价格不能发挥作用的极端情况下，预测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不确定性意味着预测犯错的可能性大，对疫情演变过于乐观与过于悲观两种情形都存在，但犯错的成本不一样。假设6个月后回头看，我们现在对疫情演变的判断过于乐观，过早或者过度放松隔离措施，导致的结果是疫情反复，但经济恢复较快。如果我们对疫情的判断过于悲观，没有及时和充分放松隔离措施，导致的结果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经济恢复慢，就业和经济增长受损大。

 

这两个判断错误，哪个对经济社会的危害更大？后一个误判对经济活动影响较大，但经济损失可以补回来，前一个误判导致疫情反复，生命损失难以挽回，而为了最终控制疫情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将会更大。显然，犯第二个错误（对疫情的发展过于悲观）的代价较小。政策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保障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以及维护正常经济活动之间平衡，这涉及如何看待隔离措施的收益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