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进行土地改革并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等方式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至1952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国家财政经济情况也有所好转，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五”计划，拉开了中国国民经济公有制成分取代私有制成分的进程序幕。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规律是否有作用这一方面。部分观点受到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的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其价值只是形式上的事情。但也有部分学者补充说，上述的观点是“对比着真正的完全意义的商品而言的”（骆耕漠，1956）。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计划管理范围越大，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空间就越小（薛暮桥，1956）。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才使得价值规律发挥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发展与非公有制的消亡，商品交换完全消失后，价值规律便不再起作用。这些研究认为价值规律仅因非公有制存在而起作用，价值概念本身也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商品关系消亡而被抛弃。

 

另外一种观点则坚持价值和价值规律依旧存在且发挥作用。如孙冶方（1956）认为，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价值规律的意义在于考察生产是否落后，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下依旧能够发挥作用，且能成为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工具。吴海若（1957）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这种价值规律的作用得以发挥，除了公有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得不保持商品交换，还因为当时的劳动存在本质差别，必须通过价值来衡量劳动的消耗和补偿。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需要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让步。价值规律和价格政策对社会主义生产和供求关系也仅有辅助性调节作用。顾准（1957）对价格调节生产的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经济核算调节生产的，因此价格的存在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南冰和索真（1957）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仍旧存在价值的原因，并强调了价值规律对国家计划管理的积极作用。这些研究对于价值规律的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而不仅限于商品关系。

 

受到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动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价值规律作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没有将其与商品关系完全绑定，突破了以往对价值规律非黑即白的评价方法，但这些讨论大多囿于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框架，未能给予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更高的权重。但这些研究也使中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摸索摆脱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中国对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

 

总的来说，尽管该时期的学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资料的价值性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存在仍有争议，但大部分观点都认同国家有必要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进行干预，而当时的国家建设方针也与此相对应。至1957年底，中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具有苏联色彩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得到了完全确立，市场的作用被大幅削弱。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在中国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加上发展探索路上的政治左倾错误冲击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经济体制相关领域的研究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