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２０１８年全国政府资金招投标项目中，涉及信息化行业采购１４９６.４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６２％，其中物联网、大数据、信息安全、人工智能等热点数字技术采购３０９.８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１.６４％。可见数字政府建设本身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需求源。更为重要的是，立足公共数据开放、市场需求快速响应、市场主体信用画像、在线协同共管以及场景关联下的政策创新，我国数字政府建设逐步探索形成了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

 

（一）基于数据开放的要素释放

 

经过政务电子化、网络化阶段，政府内部累积了大量基础数据、流程数据和结果数据，同时政府部门是连接经济、社会部门的重要节点，从企业到居民，从服务到消费，能够触达的数据可谓包罗万象。数据开放是政府部门主动供给公共物品，释放数据这一核心要素的重要选择。数据开放赋予了市场主体调用公共数据的权利，鼓励其利用技术优势和服务经验对公共数据的潜在价值进行挖掘。类似于苹果的AppStore，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变成了“Gov Store”，大量的应用创新促进了数据要素的流动与组合，为数据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条件。目前数据开放成为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以上海市为例，２０１９年９月出台全国首部公共数据开放规章，重点开放金融、医疗、旅游、交通、能源、城市管理等领域数据，并利用联合创新实验室推动公共数据的价值创造。比如在金融普惠领域，集中开放了纳税、社保缴纳、住房公积金、市场监管、发明专利、科创企业认定、环保处罚、商标、司法判决等３００多项数据，为银行部门丰富信贷产品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服务提供了支持。

 

（二）基于快速响应的协调促发

 

面对市场主体交互行为的敏捷化、交互关系的迭代化，强化快速响应成为政府部门推动市场协调的重要导向。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了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双在线”，面对多样化需求，政府通过跨部门、跨系统、跨辖区的业务整合推进“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协同办理”，原有职能框架下的稳态服务转为需求框架下的敏捷服务，“移动办”“２４小时在线办”“政府秒批”等模式提供了多类别、多渠道的便捷服务。由于市场的动态变化，很难说数字政府实现了精准服务或需求预测，但确实带来了政府服务能力的快速迭代和持续调整。业务的在线流动能够及时发现行政审批过程中繁复的流程、冗余的环节和多余的证照。当现有服务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时，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应用和大数据分析查找问题、快速适配。企业开办简化、项目审批流程缩减，企业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等所降低的交易成本和节省下的时间为市场主体加速自主协调、开展分散化试验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三）基于信用画像的主体培育

 

在数字政府的实践中，关于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开发、共享以及开放更为便利，基于信用的监管价值进一步凸显。一是部门之间实现了信用信息的快速共享，红黑名单、信用评价、信用档案的完善等为部门业务协作提供了支撑。二是政府与企业“双在线”为信用评价的透明化和场景创新提供了可能。以杭州市为例，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率先推出了政商平台“亲清在线”，其中一项功能为“企业不需要提交任何材料，政府政策在线兑付”，其间一些企业违背承诺，政府部门依托数据技术及时发现并公开了其失信行为。这种“直通车式”的在线服务为政府提供了多元的信用评价维度和评价渠道。三是公共信用数据的开放有效激发了社会信用评价机构的积极参与，有利于加快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市场主体的信用画像为政府实施联合奖惩和科学监管提供了支撑，也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信用环境。在２０１９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信用监管的提法首次出现，这意味着以信用评价为核心的监管机制将成为数字经济市场主体培育的重要抓手。

 

（四）基于在线共管的市场规制

 

应对数字经济无边界、全天候泛在的市场载体结构，政府部门也以在线化联合执法以及社会参与共管为突破口加强市场规制。以浙江省为例，２０１８年该省成立了全国首个市场监管互联网执法办案平台，实现了从举报、立案、调查、送达、举证、告知、核审、处罚、缴款、公示等各环节的全流程在线，以此加速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着力破解传统涉网案件中发现难、落地难、取证难、执行难等问题。与此同时，数字化变革为市场主体及社会力量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治理创造了条件。社会参与的在线共管模式汇聚了不同主体以及多元化监管思路、方法和工具，有利于政府部门更为准确地发现问题以及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平台化、生态化的运行逻辑下，数字政府以“平台对平台”“生态对生态”理念充分激发了市场和社会部门参与动力，构建形成了与平台企业相互制衡、相互作用的监管格局，对加强平台治理和保障参与用户权益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基于场景关联的政策创新

 

在协调市场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只有提供市场上得不到的信息才有参与的价值。数字政府是服务场景的综合，场景的多样化推动了政府数据从单一来源转向多源异构，不同场景的数据关联为政府构建了一个感知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神经系统”。对于政府自身而言，强化对宏观经济走势的监测、预报和分析能力，有利于优化决策。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数字政府汇聚并协调了来自不同企业、行业的信息，基于场景关联的综合信息披露以及政策创新能够为市场决策提供多样化、多侧面的认知参考。以杭州市为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率先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推出健康码，短时间内成为全国标配。健康码综合运用了政务、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多方数据，根据“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原则，设定“红黄绿码”生成规范，有效区分密切接触人员、重点疫区来杭人员、健康人群，极大地便利了企业复工管理。此外，各地推出的产业链电力复工指数也为市场复工决策提供了系统性参考，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