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十四五”时期步入全面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响应，新工业革命也将给中国工业带来“换道超车”的新机遇。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呈现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工业发展的新特征。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动国内新需求。“十四五”时期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的持续扩张与需求层次的提升，将会形成显著的本土市场优势，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消费需求扩张。经济成长阶段的跃升通常伴随着需求结构的变迁。从发达国家需求结构的演进历程看，不同国家需求结构特征的变化路径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呈现出显著的趋同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2018）。“十四五”时期，在就业和通货膨胀不出现重大负面冲击的条件下，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总额将稳步增长，在社会总需求的占比将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中国消费规模有望在近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新型耐用消费品兴起。2014—2018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与日本1968—1972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高度相似，因此可以将这一时段日本消费结构的变化作为判断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参考。对比中国2018年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与1973—1979年日本居民消费的构成可以发现，两国在食物支出占比、服饰支出占比、家庭用品支出占比、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上差别不大，但中国居民的居住支出占比比样本期内日本最高的年份还要高出37%。如果房地产价格以及由此引致的房租价格能够保持基本稳定，那么，“十四五”时期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还有较大调整空间，价值相对较低但能提高生活品质的新型耐用品是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依托。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可能是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应用但国内近年来才出现、普及率相对较低的“新型家电”（如洗碗机等），以及与IT新兴技术相关的新型消费电子产品（如VR设备、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

 

技术投资需求增强。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投资需求结构会有很大的变化。例如，1973年之后日本的投资需求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总投资增速逐渐放缓，但对先进技术设备的投资则高速增长。产业机器人在日本制造业的渗透率从1974年的0.08台/千人提升至1979年的0.8台/千人，5年提高了近9倍，年均增长速度达58.1%（Tani，1989），而在同期，日本总资本形成的年均增速只有7.5%。中国工业在先进技术设备投资方面存在巨额欠账，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智能+”时代到来的双重影响下，机器人等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和系统将会成为驱动投资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2）发展中国家高增长形成国际新市场。近年来，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展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公布2018年GDP增速的国家中，GDP增速超过中国（6.6%）的国家共有19个，GDP增速超过6.0%的国家共有32个。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都低于3000美元，其中一些非洲国家还不到1000美元，在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后，对于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建设所需钢铁、建材、有色等基础原材料与铁路、发电设备、生产装备，以及居民生活提高所需的电视、空调、洗衣机、电脑、手机等改善性消费品需求将会快速增长，中国在这些领域恰恰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经与136个国家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加强。本文运用时变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就2010—2018年中国对136个已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从出口产品类型看，2013—2018年，中国对这136个国家出口的四大类工业制成品中，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贸易效率提升幅度分别为8.1%、5.3%、17.2%、10.6%（见表1）。换言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出口贸易效率提升方面得益最大的是以汽车、化学品、机械装备等为代表的中等技术制成品，其次是以电子信息产品、电力设备、医药品等为代表的高技术制成品，木材等资源型制成品、纺织服装等低技术制成品的受益程度相对较低。“十四五”时期，若这四类制成品的出口效率提高幅度与2013—2018年相同，那么，按2018年各类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保守估算，仅出口贸易效率提升这一项，中国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136个国家的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额就会增长250.0亿美元，高技术制成品出口额增长161.5亿美元，低技术制成品出口额增长98.8亿美元，资源型制成品出口额增长23.7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中等技术制成品的需求将显著改善中国的外需结构，并且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高技术制成品的需求将会对中国相应产业发展形成强劲拉动力，而资源型制成品和低技术制成品由于出口贸易效率提升而形成的新增需求相对较少。 

 

（3）新工业革命带来“换道超车”新契机。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化最活跃的领域。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产业转化正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布产生深刻的影响。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些颠覆性创新的成熟和商业化应用又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随着市场接受程度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就会形成新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传统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在人才、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后发国家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耗费较长的时间才能缩小差距。而在新技术突破催生的新兴产业，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均未具有特定的产业能力，都处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因此如果产业政策能够有效发力，往往会成为后发国家“换道超车”的机遇。更重要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通用目的技术具有强大的赋能力，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推动工业发展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和定制化，即所谓的工业“新四化”趋势。新工业革命条件下新的工业化与历史上的工业化将呈现在发展理念、能源基础、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帮助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物料和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有效缓解人力成本上涨压力，准确预测市场和匹配供需，提高生产的柔性化程度，从而提高整个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新四化”已经成为中国工业适应新工业革命发展、应对传统要素成本上涨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转型升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