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影响中国工业参与国际分工。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世界范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全球首位，占G20成员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0%，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是中国的4.5倍多，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Evenett andFritz，2017）。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除关税等贸易壁垒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直接采取技术封锁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在前沿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限制高技术中间投入品出口、对在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和收购设置障碍、禁止前沿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等。正如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的研究所揭示的：“一个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受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全球市场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通常，这种发展水平仍然远不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之后，新兴贸易伙伴更多的产业达到该点将不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将通过激烈的竞争来维持其相对于新兴对手的巨大优势，从而确保其最佳利益。”由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彼此高度依赖的关系，工业行业的价值链、供应链高度全球化，因此“贸易热战”更多的是一种短期讨价还价策略，但“科技冷战”将会长期持续。

 

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转型升级得益于在相对宽松的全球自由贸易格局下对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资源、中间产品和市场的利用。“逆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发展影响的主要表现：一是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增长受到抑制，在“逆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很难有大的提高空间。事实上，中国制成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0.8%提高到2013年的17.5%，在2015年达到最高点的18.9%后就回落并稳定在2016—2018年大约17.5%的水平。二是对全球产业分工信心的动摇导致供应链外迁加剧。发达国家动辄以增加关税、高技术产品断供牟取谈判利益的做法不但会推高在发展中国家采购的成本，而且加大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跨国公司为降低采购成本、保障供应链安全，会分散生产基地和采购来源，从而造成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三是“科技冷战”增加了技术获得与产业升级的难度。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除得益于国内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外，外商在华投资的技术扩散、购买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国外专利授权、引进海外人才等同样使中国工业发展受益良多，“科技冷战”会造成中国引进国外先进产品、技术和人才的难度加大。但是也要看到，发达国家在高端装备、精密仪器、先进零部件、工业软件等领域的限制，虽然在短期会制约中国工业的升级，但是也使中国不得不“破釜沉舟”，对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进口替代”，国外竞争的“消失”和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意味着这些产业实现了技术突破和面临发展壮大的机遇。

 

（2）中国工业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端挤压”。中国工业面临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挤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要素成本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要素低成本优势，积极吸引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的转移，一些跨国公司加大了向中低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7年中国从业人员平均月收入为847美元，大约相当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4倍以上。即使考虑到工人素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生产效率方面的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已经渐失成本优势。低成本发展中国家从低端对中国工业的挤压在出口数据上已有所反映。例如，中国服装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从2013年最高点的39.2%下降到2017年的33.6%，而南亚国家和东盟国家的份额从9.3%提高到12.2%。中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加快经济发展的需求非常迫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重要的发展路径。然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受到冲击，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依靠国内“雁阵模式”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国工业还面临发达国家从高端的挤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离岸外包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的危害和制造业对支持创新、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纷纷出台一系列“再工业化”的法律、战略和政策，一方面希望能够保持在高科技产业的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推动相对较低技术产业的回流，吸纳国内就业，振兴“锈带”经济。随着中国工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产业谱系即优势产业领域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重叠度进一步提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由产业上下游分工的协作关系逐步转变为同一产业链环节的竞争关系，中国工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升级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企业日益加剧的竞争与发达国家政府的阻击。但是也要看到，受国内产业配套体系不全、熟练工人短缺、综合成本居高不下的制约，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流困难重重。2013—2018年，美国制造业、耐用品制造业、纺织和服装产业、服装皮革及相关产品制造业的增速相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有所回升，但非耐用品制造业的增速甚至有明显下降，而且美国制造业、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都有明显下降，说明重振制造业的成效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