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起步或早期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能够利用的生产要素基上本都是初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丰富程度的不同带来不同产业生产率的差异，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就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主要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初级生产要素的产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原有要素禀赋会弱化，如工资水平提高、可利用的土地空间减少；另一方面，经济投入中高级生产要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业在世界市场中的成功更主要是靠后天习得而不是自然形成（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能够不断形成并强化高级要素和高级产业能力的国家才能在更广泛的产业领域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从初级生产要素到高级生产要素、从初级产业能力到高级产业能力，产业竞争优势的演变不是一次性跃迁，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体现出竞争优势的动态性。竞争优势的演进主要是产业和经济内在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结构、工资水平、土地价格会不断发生改变，同时企业不断扩大资本积累，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在特定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较长时间的资本和人力资源投入，形成关于具体产业的大量知识、技能。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工业化初期世界各国主要依赖初级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图景，但是在今天，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已经被以工业制成品、服务为主且技术快速演进的经济所替代，而且已经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产业能力和优势领域三个层面的产业竞争优势的差距。由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供给充裕、可替代性强，后发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被控制、被压榨的地位，大量的资源消耗和人力投入只能获得微薄的收益。因此，如果严格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那么后发国家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国家后面，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对于具体的后发国家而言，初级生产要素优势会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不再供不应求、更低成本国家的出现、资源的枯竭等因素而被削弱，如果不能发展起基于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级产业能力的竞争优势，就很可能会掉入“低水平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相反，由于高级生产要素是通过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形成的，并表现为人的能力、技能以及对相关知识（理论）、技术诀窍（工艺）、方法（技术软件包）、专利等的掌握，因此如果有来自外界的干预，如集中资金、人力投入某些特定产业部门，那么一个国家就会在该产业更快地形成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级产业能力。“市场本身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文一，2016），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和转轨国家，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形成市场交易秩序与规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在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从而确保投入要素能够得到高效地使用和升级换代方面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波特，2002）。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美国、德国、日本在成为工业强国的过程中都曾采取过积极的产业政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崛起也受益于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后发国家培育和强化工业竞争优势、实现工业化和赶超的过程中，为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虽然可以集中力量支持产业发展，但是由于其本身经济实力弱且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微薄，因此只能选择少数产业加以支持；二是所选择支持产业的发展路径应相对比较稳定，如果技术路线变化频繁、剧烈，选择性产业政策出错的概率就会大增；三是通过产业政策推动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级产业能力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不再重要，产业政策面临的种种约束要求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方面，产业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往往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撑，后发国家有限的资金很难支撑整个工业体系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产业领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大量企业的试错更为重要，产业政策的作用应更多体现在对竞争前阶段的支持、加速科学技术成熟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