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定位、战略任务与重点领域

 

中国工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十四五”时期应根据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定位，明确发展任务和重点领域，培育壮大工业竞争新优势，加快推进工业的现代化。

 

1、“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新定位

 

2012年开始，中国工业增速明显放缓，从2011年的10.9%下降到2018年的6.1%，期间2015年和2016年工业增速下降到5.7%。从月度数据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在2019年的部分月份下降到5.0%以下。受“逆全球化”特别是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中国工业下行压力加大。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和制造业占比下降是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显著特征，例如，美国在1968年之前，制造业比重一直在25%以上，而此时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2010年不变价格）；日本在人均GDP 1.9万美元（2010年不变价格）时出现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拐点。目前中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3.3%并仍以较快速度提高，但经济发展尚处在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外①，与美日两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过早过快，存在“产业结构早熟”问题（史丹和白骏骄，2019）。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都存在“产业结构早熟”现象，这些国家制造业比重的过快下降和经济的停滞不前几乎是同步的。此外，从发达国家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教训看，工业不仅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一个关键“踏板”，同时也是维持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间，中国工业虽然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低于服务业，但对国民经济发展仍将发挥五个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①根据世界银行2020财年的标准，按照Atlas方法，2018年人均GNI（Gross National Income）超过123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71美元（现价），人均GNI（Atlas方法）为9460美元（现价）；2019年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刚刚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但仍未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1）建成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工业比重从2006年最高点的42.0%下降到2018年的32.8%，服务业比重达到53.3%，但工业仍将在国民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这是因为工业是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为居民生活、各行业的经济活动提供其他任何行业都无法替代的物质产品。没有现代化工业，经济活动就缺乏运行的物质基础，就会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处于受制于人、“被动挨打”的地位，就不能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对物质产品的需要，就不能有力应对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就不能维护国家安全、保证人民安居乐业。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墙”的推动作用不可替代。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在人均GDP仅为4000—5000国际元、尚远离高收入国家门槛时陷入停滞，还有一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难以进一步增长，分别被经济学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刘世锦等，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的成因在于竞争优势没有实现适时转变，当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势丧失后，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没有成为产业竞争优势与经济增长的源泉，本质上是“技术停滞陷阱”。工业是研发投入最多、技术创新最活跃、辐射带动力最强的产业部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普遍特征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保持了较高比重的制造业。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到近40%，韩国在8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超过40%。

 

（3）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关键支撑产业作用不可替代。制造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虽然中国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但201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仍然是服务业的约10倍。自1994年以来，工业制成品贸易一直呈顺差状态，2018年贸易顺差高达9177.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却存在2582.0亿美元的逆差。制造业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在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411.7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0.5%；截至201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1823.1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从2010年的5.6%提高到9.5%。2019年，中国（含港澳台地区）有129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有1/4的主业是制造业，且从行业看，中国大型企业中制造业的国际化程度更高。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接受和落实，中国工业制成品在帮助更多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产业配套体系、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新技术与新模式创新的重要载体作用不可替代。创新活动涉及的人才、资金、硬件设施等很多都依赖于工业，同时工业还搭建了创新活动的物理系统，提供创新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应用的验证场所，是技术创新的“母体”。即便是制造业比重很低的美国，也有约70%的创新活动直接依托于制造业或者间接受制造业的资助。近年来，在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试点示范、夯实产业技术基础、实施重大专项、促进军民融合、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措施，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不仅工业自身发展水平得到提高，还打造了技术创新、业态创新与产业部门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

 

（5）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工业因其产业链长、带动性广、吸纳就业和技术扩散作用强等特点，是启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中国一些地区例如东北地区，因制造业兴而兴、因制造业衰而衰。结合本地条件选择发展适合本地需求的工业（制造业）是中国许多地区摆脱落后、加快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刚刚脱贫，经济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上述经验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今天仍不过时。

 

2、“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任务

 

到“十三五”时期结束的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传统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水平判别方法，实现工业化就意味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一种观点认为，工业比重下降是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的表现，甚至认为在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的任务就已经结束，工业的发展变得无足轻重。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制定政策，会加速“产业结构早熟”，使国民经济发展迷失方向。工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这一定位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动摇。基本实现工业化甚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不是不要工业和不要继续推进工业化，而是工业的定位、工业化的方向需要改变，要推动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盛朝迅，2019）。“十四五”时期各种历史性目标交织、历史性机遇交汇，是中国工业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阶段。要深刻认识到，本轮新工业革命使全球正在开始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在这轮全球工业革命的大颠覆、大变革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处于大致相同的起跑线，既是实现“换道超车”的历史契机，也是利用推动新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群改造提升已有产业的“机会窗口”（贾根良，2013）。如果不能抓住历史机遇使中国工业化深入推进，就会被发达国家甩开更大距离，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需要花费数倍的代价和时间才能缩小差距。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应顺应新工业革命的趋势，在前沿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等方面加紧抢跑，促进工业化进一步深入推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掌控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并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推动力。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应完成以下战略任务：

 

（1）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工业强国都有一定规模和比例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例如，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提出，先进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引擎和国家安全的支柱，美国需要保持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从而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2019年发布的《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30年德国制造业比重从23%提高到25%，欧盟比重提高到20%的目标。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2.5%下降到2016年的29.0%，2018年回升到29.4%。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70.8美元，但制造业比重仅略高于人均GDP达到31362.8美元的韩国（制造业占比27.2%）。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层面看，按照传统的统计口径，作为主要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由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比重，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和避免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至少应保持在27%以上。

 

（2）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在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工业发展以模仿、跟随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为主，主要通过增加资源、要素投入实现产业规模的扩张。2010年以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规模和数量已经不是中国工业的主要矛盾，而且目前在许多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粗放式、高速增长给资源、生态、环境、减排等方面造成巨大压力。“十四五”期间，工业发展要依靠技术创新的带动，以发展质量提升弥补发展速度减缓的负面影响。从结构的角度看，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包括过程质量提升和结果质量提升。过程质量提升是指工业的运营过程中减少和优化要素投入，降低对环境社会的不良影响。在资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重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创新驱动制造业的发展；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实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升和制造业人力资源的明显提升。结果质量提升是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明显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3）推进工业化深度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2020年中国即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就要结束，中国工业化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大多数工业细分领域都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高精尖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整体上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核心技术和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基础不牢、缺乏核心技术成为制约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也使中国面临供应链中断的巨大风险。推进深度工业化，一方面需要找准关键“痛点”下功夫，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补齐工业“短板”；另一方面，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及早布局，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的突破，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4）实施“智能+”战略，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在中国工业化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其本身技术创新持续形成的动力。新工业革命使“两个IT”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给工业发展赋能的重要力量，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时期的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从一些特定产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转向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推动“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既要重视数字经济的模式、业态创新，又要重视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赋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效率和效益，通过服务化开拓新的增长点、提高市场竞争力。

 

（5）推进全面开放，增强全球价值链掌控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企业实力弱、技术水平低，中国主要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以贸易为主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力的壮大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使中国企业具备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深度国际化的能力，而国内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也给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出了扩大国际化布局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一般规律，因此需要打造以中国为“头雁”的“国际版雁阵模式”（蔡昉，2019）。“十四五”时期，工业布局结构调整的重点除了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布局，还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模式加强和优化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的布局。通过国内“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逐步构建由中国参与的、区别于发达国家过去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资源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的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利用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制造网络，进而培育一批全球价值链的旗舰企业、链主企业。

 

（6）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内需对工业发展的拉动。2018年中国商品出口24867.0亿美元，其中，制成品出口23181.5亿美元，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17.6%，中国制成品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57.9%。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增加出口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内经济也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而且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冲突。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8年以来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给我们提出了警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但国内供给能力尚不能完全匹配国内需求，大量内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内需规模持续扩大，内需水平不断升级。“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发展要抓住随着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和需求升级的机遇，针对国内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型形成的热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将工业增长的拉动力更多转移到内需上来。

 

3、“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需要立足于传统产业规模大、吸纳就业多的现实条件，着眼于应对新挑战与抢抓新机遇，提升存量与开拓增量并举，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前沿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具体包括：

 

（1）新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后发国家实现“换道超车”的机遇。中国工业需要及早进行战略布局，“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中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习近平，2014）。加快推动先进技术、前沿技术的工程化转化和规模化生产，在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的同时，力争形成一批不可替代的“杀手锏”产品，破解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卡脖子”的制约。

 

（2）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在中国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效率，而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正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汽车、家电等行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相对较高，食品饮料、化工等行业正在加快自动化和信息化进程。虽然在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研究层面的技术突破都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支持的方向，但中国智能制造在实际应用上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专业化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中国工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阻碍之一。加速培育应用数字技术的智能制造产业不但成为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该产业有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巨大潜力。

 

（3）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制造产业。绿色制造是指既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也能兼顾环境影响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先进制造模式。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工业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在“先污染后治理”思维的影响下，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载体仍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粗放型模式带来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结构扭曲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制约着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低碳发展”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理念，在世界各国着力推动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大趋势下，实现中国工业集约型增长，加速推进绿色制造，不仅有利于维护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而且由于工业节能减排潜力大、技术和市场条件相对较好，能够产生更显著的效果和广泛影响，并催生新的产业部门。

 

（4）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全球经济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并与国内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相互叠加，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给稳定就业形势带来了一定挑战。在此背景下，坚持发展高效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是实现全面小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应坚持发展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电子产品组装、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加速行业整合、减轻国有企业社会负担、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转型发展产能过剩、竞争力较弱的困难行业，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拓展产品应用空间，创造更多需求市场，以此稳定和增加新的就业岗位。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和劳动者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不断提升。

 

（5）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费品产业。国内居民消费升级已为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是中国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充分挖掘内需，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费品产业，不仅有利于减轻国民经济对出口、投资的依赖，为保增长贡献力量，也有利于适应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浪潮”，为中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位置提供了市场条件。可以围绕消费需求旺盛、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型消费品领域，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超高清视频终端、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消费级无人机等新型信息产品，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对这些新型消费品领域，鼓励企业深度挖掘用户需求，加强创新设计，丰富产品种类，创新营销手段，拓展个性化定制、增值信息服务等服务型制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