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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 2020-04-04 23:02:08

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

 
 
二、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
 
当前,中国工业发展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国内看,要素价格上涨正在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现代化工业体系正在形成。从国际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正在改变工业范式和全球产业格局;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工业面临“双端挤压”。
1、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源于一些发达国家实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破坏,以及中国制造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所面对的竞争对手的变化。
 
(1)“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影响中国工业参与国际分工。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世界范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全球首位,占G20成员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0%,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是中国的4.5倍多,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Evenett andFritz,2017)。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除关税等贸易壁垒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直接采取技术封锁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在前沿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限制高技术中间投入品出口、对在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和收购设置障碍、禁止前沿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等。正如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的研究所揭示的:“一个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受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全球市场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通常,这种发展水平仍然远不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之后,新兴贸易伙伴更多的产业达到该点将不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将通过激烈的竞争来维持其相对于新兴对手的巨大优势,从而确保其最佳利益。”由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彼此高度依赖的关系,工业行业的价值链、供应链高度全球化,因此“贸易热战”更多的是一种短期讨价还价策略,但“科技冷战”将会长期持续。
 
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转型升级得益于在相对宽松的全球自由贸易格局下对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资源、中间产品和市场的利用。“逆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发展影响的主要表现:一是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增长受到抑制,在“逆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很难有大的提高空间。事实上,中国制成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1980年的0.8%提高到2013年的17.5%,在2015年达到最高点的18.9%后就回落并稳定在2016—2018年大约17.5%的水平。二是对全球产业分工信心的动摇导致供应链外迁加剧。发达国家动辄以增加关税、高技术产品断供牟取谈判利益的做法不但会推高在发展中国家采购的成本,而且加大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跨国公司为降低采购成本、保障供应链安全,会分散生产基地和采购来源,从而造成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三是“科技冷战”增加了技术获得与产业升级的难度。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除得益于国内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外,外商在华投资的技术扩散、购买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国外专利授权、引进海外人才等同样使中国工业发展受益良多,“科技冷战”会造成中国引进国外先进产品、技术和人才的难度加大。但是也要看到,发达国家在高端装备、精密仪器、先进零部件、工业软件等领域的限制,虽然在短期会制约中国工业的升级,但是也使中国不得不“破釜沉舟”,对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进口替代”,国外竞争的“消失”和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意味着这些产业实现了技术突破和面临发展壮大的机遇。
 
(2)中国工业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端挤压”。中国工业面临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挤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要素成本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要素低成本优势,积极吸引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的转移,一些跨国公司加大了向中低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7年中国从业人员平均月收入为847美元,大约相当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4倍以上。即使考虑到工人素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生产效率方面的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已经渐失成本优势。低成本发展中国家从低端对中国工业的挤压在出口数据上已有所反映。例如,中国服装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从2013年最高点的39.2%下降到2017年的33.6%,而南亚国家和东盟国家的份额从9.3%提高到12.2%。中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加快经济发展的需求非常迫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重要的发展路径。然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受到冲击,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依靠国内“雁阵模式”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国工业还面临发达国家从高端的挤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离岸外包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的危害和制造业对支持创新、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纷纷出台一系列“再工业化”的法律、战略和政策,一方面希望能够保持在高科技产业的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推动相对较低技术产业的回流,吸纳国内就业,振兴“锈带”经济。随着中国工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产业谱系即优势产业领域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重叠度进一步提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由产业上下游分工的协作关系逐步转变为同一产业链环节的竞争关系,中国工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升级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企业日益加剧的竞争与发达国家政府的阻击。但是也要看到,受国内产业配套体系不全、熟练工人短缺、综合成本居高不下的制约,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流困难重重。2013—2018年,美国制造业、耐用品制造业、纺织和服装产业、服装皮革及相关产品制造业的增速相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有所回升,但非耐用品制造业的增速甚至有明显下降,而且美国制造业、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都有明显下降,说明重振制造业的成效并不明显。
 
2、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中国将在“十四五”时期步入全面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响应,新工业革命也将给中国工业带来“换道超车”的新机遇。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呈现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工业发展的新特征。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动国内新需求。“十四五”时期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的持续扩张与需求层次的提升,将会形成显著的本土市场优势,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消费需求扩张。经济成长阶段的跃升通常伴随着需求结构的变迁。从发达国家需求结构的演进历程看,不同国家需求结构特征的变化路径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呈现出显著的趋同性(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2018)。“十四五”时期,在就业和通货膨胀不出现重大负面冲击的条件下,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总额将稳步增长,在社会总需求的占比将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中国消费规模有望在近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新型耐用消费品兴起。2014—2018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与日本1968—1972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高度相似,因此可以将这一时段日本消费结构的变化作为判断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参考。对比中国2018年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与1973—1979年日本居民消费的构成可以发现,两国在食物支出占比、服饰支出占比、家庭用品支出占比、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上差别不大,但中国居民的居住支出占比比样本期内日本最高的年份还要高出37%。如果房地产价格以及由此引致的房租价格能够保持基本稳定,那么,“十四五”时期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还有较大调整空间,价值相对较低但能提高生活品质的新型耐用品是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依托。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可能是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应用但国内近年来才出现、普及率相对较低的“新型家电”(如洗碗机等),以及与IT新兴技术相关的新型消费电子产品(如VR设备、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
 
技术投资需求增强。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投资需求结构会有很大的变化。例如,1973年之后日本的投资需求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总投资增速逐渐放缓,但对先进技术设备的投资则高速增长。产业机器人在日本制造业的渗透率从1974年的0.08台/千人提升至1979年的0.8台/千人,5年提高了近9倍,年均增长速度达58.1%(Tani,1989),而在同期,日本总资本形成的年均增速只有7.5%。中国工业在先进技术设备投资方面存在巨额欠账,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智能+”时代到来的双重影响下,机器人等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和系统将会成为驱动投资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
 
(2)发展中国家高增长形成国际新市场。近年来,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展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公布2018年GDP增速的国家中,GDP增速超过中国(6.6%)的国家共有19个,GDP增速超过6.0%的国家共有32个。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都低于3000美元,其中一些非洲国家还不到1000美元,在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后,对于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建设所需钢铁、建材、有色等基础原材料与铁路、发电设备、生产装备,以及居民生活提高所需的电视、空调、洗衣机、电脑、手机等改善性消费品需求将会快速增长,中国在这些领域恰恰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经与136个国家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加强。本文运用时变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就2010—2018年中国对136个已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从出口产品类型看,2013—2018年,中国对这136个国家出口的四大类工业制成品中,资源型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贸易效率提升幅度分别为8.1%、5.3%、17.2%、10.6%(见表1)。换言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出口贸易效率提升方面得益最大的是以汽车、化学品、机械装备等为代表的中等技术制成品,其次是以电子信息产品、电力设备、医药品等为代表的高技术制成品,木材等资源型制成品、纺织服装等低技术制成品的受益程度相对较低。“十四五”时期,若这四类制成品的出口效率提高幅度与2013—2018年相同,那么,按2018年各类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保守估算,仅出口贸易效率提升这一项,中国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136个国家的中等技术制成品出口额就会增长250.0亿美元,高技术制成品出口额增长161.5亿美元,低技术制成品出口额增长98.8亿美元,资源型制成品出口额增长23.7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中等技术制成品的需求将显著改善中国的外需结构,并且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高技术制成品的需求将会对中国相应产业发展形成强劲拉动力,而资源型制成品和低技术制成品由于出口贸易效率提升而形成的新增需求相对较少。 
 
 
(3)新工业革命带来“换道超车”新契机。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化最活跃的领域。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产业转化正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布产生深刻的影响。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些颠覆性创新的成熟和商业化应用又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随着市场接受程度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就会形成新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传统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在人才、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后发国家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耗费较长的时间才能缩小差距。而在新技术突破催生的新兴产业,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均未具有特定的产业能力,都处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因此如果产业政策能够有效发力,往往会成为后发国家“换道超车”的机遇。更重要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通用目的技术具有强大的赋能力,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推动工业发展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和定制化,即所谓的工业“新四化”趋势。新工业革命条件下新的工业化与历史上的工业化将呈现在发展理念、能源基础、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的深度融合能够帮助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物料和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有效缓解人力成本上涨压力,准确预测市场和匹配供需,提高生产的柔性化程度,从而提高整个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新四化”已经成为中国工业适应新工业革命发展、应对传统要素成本上涨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转型升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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