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最大的变数还是疫情会如何演化。从传染病专家的评估来看，疫情很难一下子消失，病毒很可能在全球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出现疫苗或有效的药物。如果疫情在全球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明年，情况无疑会十分糟糕。

 

从疫情冲击的短期峰值看，其影响无疑已超过了金融危机的水平，幸运的是金融危机是经济的内伤，疫情冲击是外伤，后者相对更容易修复。

 

看起来比较确定的是，中国1-2月份内需出现塌方，但3月份以来已经在逐步修复，目前经济活动可能已经回到正常水平的九成左右，许多重要经济指标可能在4月份实现正增长。

 

目前的问题是由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二季度外需很可能出现塌方，短期严重程度超过金融危机。

 

如果全球疫情管控较为理想，再加上政策干预的作用，下半年经济增速会快速恢复，部分地补偿前期的下降。但由于疫情挥之不去的威胁，就像我们在深圳等中国城市正在看到的那样，尽管经济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但许多服务业仍然困难，经济可能难以较快回到疫情前的活跃程度。

 

 

高善文：打个比方来说问题，也许不准确，但可能更形象，便于理解。疫情的冲击就好比水库大坝崩塌，大水瞬间淹没了城市，需要紧急救援。尽管情况瞬息万变，十分危急，但救援顺序还是很清楚的：

 

首先是修补大坝，并加快排水。这是指公共卫生政策的救治和干预；同时要及时给淹没在水下的人提供氧气面具和救生包。这是指给企业和居民直接提供现金补贴，确保其现金流不出现断裂。

 

其次是将受困居民尽量救捞上救生艇，并择机转向高处。这是指尽快恢复并确保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例如交通运输、食品、电力、通讯等；同时在疫情管控较好的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

 

最后是灾后重建。随着洪水退却，重建同步展开。这当然是指经济活动由点到面的逐步恢复。

 

新冠疫情与金融危机的区别在于前者像洪水，后者像地震。洪水滔天当然可惧，但洪水很快会退却，重建也相对比较容易。但地震导致大量建筑的倒塌、人口的死亡以及机器的损坏，重建难度要大得多。

 

因此，政策干预的重点和规模显然不可比。

 

我个人认为除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开支以外，目前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救助，是设法补偿和维持受影响的企业和中低收入居民的现金流。毕竟，出现疫情超出了它们的掌控范围，也不是由于它们的过错。如果它们由此关店闭厂，那将形成长期性的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损伤。相对于通过基建带动经济的想法，我认为救助性政策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还可以稳定就业，成本更低，成效更显著。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小企业的固定资本存量的经济价值是1000万元人民币，疫情持续4个月，其损失的营收是300万元。如果没有救助政策，由于现金流的断裂，这个小企业会倒闭关门，经济的有效资本存量因此损失1000万元。如果300万元的财政资金（含银行贷款等）用于救助这个小企业，那么资本存量可以维持住。

 

如果300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基建，那么新增加的资本存量也是300万元；但小企业的倒闭导致资本存量下降了1000万元。合并来看，资本存量减少了700万元。这还不考虑小企业市场约束更强，资源配置和资本运用更有效率，能够吸纳的就业更多等优势。

 

因此，表面上政府补贴了小企业，没有形成直接的基建需求和资本存量扩大，但通盘算账，由于救助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经济的收益实际上更大。

 

此外，由于疫情是一次性短期冲击，为避免政策对市场的长期扭曲，干预政策最好是可逆的，即疫情一旦消除，政策就立即退出。救助政策无疑满足这样的标准，而基建等政策很难短期逆转，容易造成长期的扭曲。

 

当然，一种例外的情况是：无论有没有疫情，这些基建活动都是要进行的，而且早进行比晚进行更有利。

 

疫情一旦退却，重建活动会自发性地全面展开。从西班牙流感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历史经验看，疫后十年内，在流感期间经济下降越大的州，随后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也越高，部分的原因是均值回复的强大力量。我完全相信，均值回复同样适用于这次疫情。

 

如果说要吸取金融危机时的政策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市场约束和市场纪律不能削弱。

 

 

高善文：这的确是个问题。在出现疫情之前，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扩张，股票估值处于高位，联邦基金利率相对较低，高收益债市场问题不小；欧洲和日本始终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政策空间狭窄，欧洲还面临不同国家的政策协调问题等。这次疫情的冲击进一步暴露了这些问题，或加大了其解决难度。从金融市场的反映看，市场对此存在不小的担忧。

 

如果没有新的重要的技术进步，那么在加强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同时，可以通过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来为经济注入活力。遗憾的是，目前的政治气氛并不有利。

 

 

高善文：由于疫情导致的社交疏离，可选消费大幅降低，企业一般性的投资活动也快速收缩，总需求出现塌方式下降，这使得许多企业的现金收入来源几乎枯竭（例如迪士尼乐园、万豪酒店集团等），一些居民户可能也有类似的压力；但不少现金开支无法即时压缩，这带来了现金流断裂的风险。为了应对这一风险，企业和居民户需要储备大量现金，就像人们在恐慌时囤积食物、淡水和手纸等一样。其方法是大量抛售其他类别的资产，并尽可能动用信用额度。这带来了广泛的资产价格下跌压力。尽管风险平价策略、指数化投资、算法交易和杠杆的使用都与流动性枯竭存在一定关联，但前述因素可能是更基本的原因。

 

尽管在理论上中央银行可以无成本地、无限量地给经济供应现金，但在现实中短期内这是很难做到的。原因是这需要通过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来实现，而商业银行受制于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监管规则的约束，以及底层高质量抵押品缺乏的困扰，短期内无法即时投放巨量信贷。

 

因此，由于疫情的影响，经济在短期内对现金的需求出现井喷式上升，但现金供应无法及时充分响应，其缺口就转化为金融市场的广泛抛售和价格下跌。

 

我们已经看到，近日美联储在国会的支持下快速采取了许多超常规的政策措施，手段之丰富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时的范围；再加上财政救助措施的强力干预，囤积现金的恐慌性需求可能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现金供求缺口快速收缩，金融市场大幅度反弹。

 

在信用市场上，特别是离岸的美元信用市场上，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压力仍然比较大，部分的原因是没有最后贷款人出面支持市场。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发展，仍然需要继续观察。

 

我个人认为美国金融市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出现金融危机的概率并不大。接下来市场的焦点将转向疫情的变化、公司基本面的好坏以及一些长期结构性问题的修复，但无论如何，由于流动性的短暂枯竭，前段时间的暴跌可能过度透支和定价了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

 

 

高善文：从道理上看，传染病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威胁，需要各国通力协作来应对，并以此来减低未来可能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供应链的全球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分工和技术的跨国传播，有扎实的经济逻辑的支撑。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一体化尤为重要。面对疫情，全球需要强化对自由贸易、供应链安全和粮食保障等重大议题的共同承诺。

 

这些结果的取得或维持，需要有全球政治领导人的倡导和推动，否则，逆全球化就可能趁虚而入，并逐步自我强化。

 

要做到这些，无疑需要中美的紧密合作和共同领导。我们将拭目以待。

 

 

高善文：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一次性的冲击。上次出现规模如此大的疫情应该是1918年前后的西班牙流感。因此，研究西班牙流感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分析这次疫情，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坏消息是：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现在的美联储都出现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自那以来，现代经济还不曾经受过大规模的疫情冲击和考验，因此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和案例研究。

 

在西班牙流感时期，人们生活在金本位制度下，又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期间，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全球的通讯和交通，全球的经济联系远没有当前紧密。这大大削弱的西班牙流感的借鉴意义。例如，当时在疫情最严重的第二波时期，美国股市从高点回落的幅度只有10%左右，整个疫情期间英国股市则没有明显调整。

 

好消息是：持续接近一年半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结束后，经济自发地强劲恢复，并持续了较长时间。均值回复的力量之外，由于瘟疫减少了人口，但没有减少资本存量，因此疫情提高了人均资本存量，从而也推高了人均收入的均衡水平。这一模式，可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