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做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5日、2月3日、2月 12日,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之后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2月10日,习近平到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连线湖北和武汉抗疫前线，听 取前方中央指导组、湖北指挥部工作汇报。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一次大考。如何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使疾病全球化的危害最小化，并使公共卫生干预的益处最大化,成为摆在 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2020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定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自2005年世卫组织设立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以来，共宣布过五次，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第六次。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北京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组长钟南山院士表 示，此次仅用两周便确定了新型冠 状病毒，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赏中国的原因之一。当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冠病毒肺炎纳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 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武汉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随着新冠肺炎病例在国内各地的出现和增加，截至1月26日，全国有30个省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

 

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 毒）”；2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的疾病正式命名 为“COVID-19”。

 

2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简称“NCP”。2月21日，国家卫健委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英文名称修订为“COVID-19”，与世卫组织命名保持一致，中文名称保持不变。

 

从武汉一地到湖北全省、进而到各省市自治区都出现病例，全国确诊人数从1月中旬的两位数到2月15日超过7万，这场本来可防可控的疫情何以在早期贻误了战机，演变成蔓延全国的灾难？星星之火没有被及时扑灭而终成燎原之势，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回顾了2003年非典的经验教训。他说,当年非典疫情发生的前期,由于缺乏信息公开,丧失了早应对、早控制的宝贵时机，导致 疫情控制被拖延。后来,事实被解放军总医院蒋彦永医生披露出来并引起高层重视,信息发布转向及时透明。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社会动员能力强的优势开始发挥,防疫科普宣传和全民联防联 控工作迅速落实到位,最终赢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

 

在林家彬看来，此次新冠疫情与当年非典疫情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可惜当年的教训未成殷鉴,疫情发生地湖北和武汉的早期应对迟缓,结果重蹈覆辙,摔了跟头。

 

“后来修建武汉‘两神’（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都是疫情蔓延扩大之后的应急举措。”林家彬说，任何灾害其实都是小概率事件，每次灾害都为人类提供了反思经验教训的宝贵机会。应急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对以往应对灾害的成败得失进行充分总结与借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的年轻学者王念,今年春节在武汉探亲,赶上了“封城”。他表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治理能力,一方面反映在对疫情的快速判断和响应,另一方面反映在资源调动、配置的能力和效率。据他观察分析，这两方面与2003 年相比都有明显进步,前者体现在果断作出封城决策；后者体现为,在当年抗击非典时应急修建北京小汤山医院的经验基础上,这次修建了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效率更高。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武汉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在巨大的疫情面前,中国充分发挥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互助精神和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武汉本地应急管理体系解决不了的问题、调动不了的资源,有国家的应急救助调拨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援。自从建立16 个省对口支援武汉以外湖北省其他地市的重症病患救治工作机制后，全国各省份医疗机构陆续抽调医务人员、调拨医疗物资紧急驰援湖北。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消息显示：截至2月14日24时，全国各地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疗队员，这还不包括军队派出的医疗队。此外，还调集了三个移动的P3实验室,在武汉市有181支医疗队，20374名医疗队员；在湖北其他城市有36支医疗队，5259名医疗队员。

 

资金保障方面,据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介绍，截至2月6日下午5点,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667.4亿元,实际支出284.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170.9 亿元,主要包括：疫情防控专项补助57亿元,含对重点疫区湖北省补助的18亿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资金99.5亿元；对科研、物资储备等经费也作了足额安排。

 

经过一个月来的全力战“疫”，目前,全国疫情严峻形势逐步得到缓解。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消息,2月19日后，甘肃、辽宁、贵州、云南先后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三级，山西、广东由一级调整为二级。

 

令人担忧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诞生的具有更强传播性和更大威胁性的传染病， 如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都会通过全球社会、经济、贸易活动,不断跨越洲界和国境波及其他地方。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胡玉坤指出,这类传染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不仅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而且还影响全球安全。类似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有可能在“地球村”不断上演,地方性公共卫生事件变得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这是下一步疫情防控需要关注的难点和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以及中央深改委会议等重要会议时，多次强调这次疫情是一场“大考”。2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既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势，也暴露出许多不足。

 

接受《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采访的专家们表示,此次疫情发生及处理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检验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否真正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林家彬说,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对新冠疫情高度重视，于“青萍之末”时便严加防范，将其消弭于初期阶段,而不是轻慢对待以至难以收拾。

 

第二,检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林家彬说,从疾控中心专家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来看,专家们在疫情早期已经做出了准确判断,这样的判断为什么未能被相关决策者及时采纳,其中的教训值得反思。

 

林家彬进一步指出,某些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方面,基本可以说是步步滞后，令人扼腕。特别是信息受阻、严重轻敌等一系列失误,导致了疫情的暴发和失控,结果大大超出当地医疗卫生体系乃至应急管理体系的承受能力,不得不紧急从全国各地和军队调集人力物力资源驰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武汉市政府应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4日这一时间窗口期内，向社会发布三级或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

 

他分析指出，现在看来，由于地方政府没有依法启动预警,没有“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没有“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对这次疫情蔓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凸显信息公开披露的短板。专家表示，8位医疗卫生从业者在同事群里对疫情的判断言论，不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遭到警方训诫等处理，扼杀了疫情被早期发现、早期重视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硕颖认为，如何在第一时间科学地引导群众，使其获得准确的公开信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舆论需要正确引导，一般言论也应该得以自由表达。2020年和2003年的网络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当地官方没有利用好优势资源及时将信息向大众公开，这让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副教授陈波说，疾控系统不仅要与疫情对抗，还要有能力处理可能造成恐慌的舆论，简单粗暴地控制“源头”的方式是行不通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披露。谣言和真相总是会不停地赛跑。这次疫情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依法防治、科学防治、透明防治,在阳光的、透明的、理性的、法治的轨道上，众志成城，早日灭疫。

 

此外，疫情暴露了部分领导干部的素质存在问题。我们看到，有的领导同志对重要的基础数据缺乏基本概念,甚至一问三不知；有的专业岗位的领导同志却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难以适应疫情应急管理指挥调度的需要。日前，天津、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六省市的多名干部，因在防疫中失职失责，被陆续公开问责。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对不敢担当、作风飘浮、落实不力的，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针对反映湖北省红十字会在捐赠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关问题，湖北省纪委监委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经调查，决定免去张钦的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陈波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党内警告处分。湖北省红十字会其他责任人员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有关党组织依纪依规处理。

 

正视问题与不足，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

 

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林家彬指出，我国在构建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工作基础，体制机制和组织机构层面都日臻完善。今后要继续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关键还是两点,一是端正治理理念，二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这两点不应是仅仅针对应急管理体系的，只有在常态化工作中真正落实好这两点，才能为应急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硕颖表示，一个普通医生李文亮都能对疫情发出了预警，一个投入庞大的防疫系统却没有发出预警，这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传染病预防、监控、治疗等方面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说明我们应急管理工作的短板不少。“初级保健系统在突发性的危机面前显得那么脆弱，积累已久的弊病暴露无遗。”她说。

 

陈波认为,我国疾控系统的人员结构有很大问题,人数上也远远少于美国，“搞技术的疾控系统，如果变成行政化的系统，就失去其应有的功能”。他还表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制机制建设存在短板，亟待补齐。这方面的建设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财政资金使用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尤其涉及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战略规划、资源整合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既有长期性,又要有紧迫感。

 

陈波建议，加强应急管理顶层设计，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他提出，要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反应和决策体系,提高应急决策能力。基于现有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及卫生防疫部门应尽快建立一套大数据疫情防控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知识图谱、人工智能算法等，实现对疫情的快速溯源和预测。

 

王念表示，这次疫情的应对是有法可依的，和2003年非典时不一样。2006年我国制定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07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13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这些都是法律制度上的完善。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刘俊海说，一个好的治理体系，要有好制度、好干部、好文化。构建治理现代化体系，关键是好的制度。制度设计是多方面、多维度的，是一个金字塔体系。既包括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也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还包括社区、村庄的自治规则。同时，企业等单位也需要建立一些关于传染病的规章制度，比如对员工自觉隔离的要求、员工因染病休假的劳动待遇等。

 

17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非典疫情撰文，呼吁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新冠疫情再度提示我们，要理顺应急管理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的职责，强化不同部门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协同配合；还要完善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机制，健全舆论监督机制。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绝不可忽视危机管理，不可忽视突发事件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干扰与破坏。为此，既要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更要放眼长远，未雨绸缪。打赢这场抗“疫”战争后，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努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这关乎经济社会的行稳致远， 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