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前景广阔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相继成 为政策及投资热点，也拥有者广阔的发展前景。以 5G 为例，根据 IHSMarkit 预测，到 2035 年，5G 在多个行业将会为全球经济创造 12.3 万亿美元的产出，占 2035 年全球实际总产出的 4.6%；并且制造业将占据 5G 创造的全部经济活动的最大份额，实现约 3.4 万亿美元的产出， 占 5G 总产出的 28%。在中国，从产出规模上看，2030 年 5G 带动的直 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 6.3 万亿和 10.6 万亿元（《5G 经济社 会影响白皮书》）。2020-2035 年 5G 对中国直接的经济产出从 4840 亿元增长到 6.3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9%，对中国间接的经济 产出从 1.2 万亿元增长到 10.6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4%。人工 智能的市场潜力也十分巨大。根据赛迪研究院估算，2018 年 AI 市场 规模预计达 2697.3 亿元，且呈加速增长态势。《经济参考报》统计国 内外 20 家权威机构预测数据，未来十年 AI 将使全球 GDP 增长 12%， 近 10 万亿美元。根据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 2020 年， 我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 15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到 2025 年基础理论 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 40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5 万亿元；到 2030 年人工智能 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国将成为世界主要人 工智能创新中心，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 过 10 万亿元。增长率高达 12.7%。“新基建”的到来，将会引领新的 产业周期，并成为国内一段时间内新经济的增长逻辑。这些新兴科技 的产业化，无疑需要一套新型基础设施做强大的支撑。加快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将有利于发展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新动能，并推动传统 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国家在“新基建”的布局也将产生长期性、大规 模的资金需求。

 

 

（一）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尚待转变 

 

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政府往往扮演者资金提供者的身份。 但由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度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除了科技基础 设施和部分具有普遍服务功能的基础设施，政府更需要做的是通过消 除这些领域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协调新型基础设施和新产业的互动发 展，充分激发市场和民间的投资活力。目前，政府仍未完成从融资和 投资者的角色向体制改革推动者和协调者角色的转换，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未来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高。 

 

（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缺乏有效投资动力

 

 以 5G 和 F5G 网络的投资为例，由于 4G 网络投资尚未收回，而运 营商又面临来自国资委的短期财务绩效考核，运营商对新型信息基础 设施投资的内在动力不足。鉴于此，政府的恰当角色不是直接承担网 络的融资和投资，而是如何通过完善运营商考核机制、强化测速机制 等，促进运营商之间的提速提质竞争，形成中国“全光网络”加快发 展的内在机制，以及如何消除制约 CouldVR、智能制造等发展的知识 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等问题，促进下游应用和通信网络的互动发展。 

 

（三）金融结构期限错配制约新型基础设施投融资发展

 

 我国金融体系严重存在“借短用长”现象。基于中国现有金融结 构，我们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期限相对较短，但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发 展阶段和面临的任务，我们对资金需求的期限却相对较长。面对国内 仍在下行的严峻形势，中央在部署 2019 年及未来一段时期的任务时， 再次强调了“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而在列举出的十一个主要投 资领域中，除了“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 5G 商用步伐” 之外，其他如“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等等， 都是需要长期、巨额投资的。这就使得我国资金来源和使用之间的期 限错配问题进一步的凸显。

 

三、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现阶段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潜力巨大，需要充足的投 融资助力。因此，应充分完善投融资机制，成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的资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