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的宏观政策都趋于宽松，近期中国央行也出台了宽松政策，也许能给解决民企融资难一定的政策空间，但民企融资难，特别是中小民企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复工方面，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税收的减免或延期，发放开工补贴，还有些地方政府采用定向低息贷款等金融手段。

 

　　我认为，社保推迟缴纳能对企业渡过难关有帮助，但开工补贴、定向低息贷款等并非良策，一方面是受益面很窄，国家拿不出钱全面覆盖，另一方面是会造成很大的寻租问题，低息贷款、开工补贴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其他方面的困难，如租金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政府积极介入。不开工还要交房租，会让很多中小企业无法生存下去，最近有些地方的小规模集体事件，都是因为租金问题。

 

　　当然，这些手段都治标不治本，因为持续性差，只有复工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全国的复工情况依然不乐观。百度可能依据百度出行上的数据，计算出的全国复工率为57.4%。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对14省104个零疫情村连续做了两次调查，发现二月中旬劳动力流出比例只有12%，2月底也只上升到30%。我们国发院张丹丹老师近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全国城镇职工和农村工人复工率分别是63.3%和54.4%。从行业看，制造业复工率为64%，餐饮业只有1/3复工，金融业复工数据高一些，其他服务业复工率则在50%以下。从地域看，广东、浙江复工率最高，超过70%，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复工率最低，但是安徽、重庆、河南、黑龙江、山西复工率也都低于50%。实际上山西受疫情影响很小，但是复工率非常低。

 

　　个人猜测，中西部地区疫情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担这个风险。因为不复工损失的是生产，这个至少短期内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多一个新增病例，立即就被看到，而且可能会被严肃处理，决策者当然要控制复工带来的新增病例风险，执行中央有序复工的命令就会打折扣。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假复工，工厂冒烟，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工。

 

　　因此，当前复工难的根本原因正是政策两面性太强，主导方向不明朗，既要有序复工，又要不出现一个新增病例，其严肃处理程度在有的地方不亚于“一票否决”。

 

　　解决复工难问题，我建议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中央层面放弃新增病例零增长的要求。如果国外疫情不结束，我们的疫情新增数据很难快速清零。如果按照有些专家新增病例持续一月为零的复工复课标准，全面复工复课至少要到6月以后。中国经济可以停摆一两个月，但停摆半年的成本和风险太高，收益又太低。

 

　　第二，取消疫情防控带来的“一票否决”制。尤其是不要把“一票否决”用到一些并不是很严重的失误上面，否则，地方官员肯定把防疫放在第一位。

 

　　第三，给地方松绑，让地方官员敢于担当，相信基层干部有判断力和创造力。不是所有基层官员都能像南京市长、市委书记那样带头外出吃饭、买菜，引领复工。不给地方自主权，大部分基层政府就坐等指令。如果中央一声令下，明确要求湖北武汉之外的地方把复工排在第一位，各地政府马上就会行动起来。至于复工后的防疫应对，除湖北武汉外的其他地区可借鉴“新加坡模式”，备足医疗资源，学会与零星的疫情相处，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宏观政策怎么给民企融资纾困？

 

　　当下，新一轮投资热又要开始，据高禾投资统计，截至3月2日，有11个省份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投资金额接近30万亿元。这是重走老路，过去两年的去杠杆政策，好不容易把地方政府的投资热压下来，现在又很可能一下子摆回去，留下很多后遗症。

 

　　在货币政策上，央行快速响应大家对宽松政策的预期，又开始增发货币，然后股市上“国家队”出手。这个办法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可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企的融资难。

 

　　民企融资难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小民企自身经营风险高，平均寿命本来就只有3-5年，还有违规风险，包括骗子企业、掏空行为、资金挪用等。因此，一方面要从外部改善民企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民企也要从内部加强管理和风控，不主动钻空子。

 

　　第二，大银行给中小型民企放贷的成本相对高。因为无论贷款数额大小，大银行的审批流程、行政成本相差无几，银行肯定更愿意给大企业放巨贷，而不是给小企业放微贷，这是银行基本的理性。

 

　　也有人认为，大银行对中小型银行贷款可以提高利率，从而多赚钱，弥补大银行的成本高、动力不足问题。但提高利率之后又面临逆向选择问题，一些风险低的中小型民企，没有那么高的盈利能力，最终会因为还贷能力不足而不去贷款。

 

　　同时，银行对业务员实行贷款终身负责制也阻碍大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中小微企业坏账率高，如果追责一辈子，谁愿意主动去碰风险高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

 

　　中小银行作为给民企提供融资的主力，也有自身局限。中小银行得不到大客户，所以只好找一些小客户或大银行摒弃的高风险客户和业务，然而它们的自有资金规模很小，主要靠银行间的拆借获得资金，抗风险能力因此就低。包商银行事件之后，它们获得资金的能力更是大幅度下降。

 

　　这里要强调一个常识：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两个问题，不可能同时解决，要想解决融资难，就要容忍融资贵一点。银行不仅要考虑成本问题，还要考虑储户风险偏好，银行投的项目一定是风险较低的项目。所有国家的银行都是这样，我们不能期望银行去投高风险项目。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则不同，它们具有向民企发放融资的信息优势，也有风险匹配的能力。

 

　　不幸的是，2018年以来的资管新规负面影响很大：一是切断了影子银行业务。中国的影子银行业务，是大银行把表内资金转移到表外或开展理财业务，通过信托、基金、小额贷款等手段，让资金流入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或直接开始一些市场化的金融业务，中小微企业很长一段时间只能通过影子银行获得直接融资。资管新规一下把这个切断了，极大限制了市场化的金融活动。二是打击了市场中高风险偏好的机构，导致PE、信托、委托贷款急剧萎缩，加上网贷平台问题频发，导致监管不得不打击，互联网金融和小额信贷也严重萎缩。

 

　　2019年以来，资管新规有所调整，监管部门采取延长缓冲期的方式，其实是变相回撤资管新规，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面临资管新规后金融市场的重建问题。

 

　　对此，监管部门还需要做四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从外部改变对银行的行政管理要求，取消对银行的业务巡视。我们现在以巡视代替一切管理手段。当然，政治巡视有必要，必须严防金融腐败，但业务巡视没有必要，搞巡视的人不懂具体业务，反倒给银行加了一道额外的紧箍咒。银行为降风险，开拓新业务的动力下降，干脆躺着吃利差。同时还要从银行内部取消贷款终身负责制。一个信贷员有一笔坏账就一辈子不安生，非常不利于业务拓展和创新，银行内部管理制度一定要变。

 

　　第二，整治城商行，重建市场信心。城商行数量大，良莠不齐，对确实存在掏空行为的，要严厉追究掏空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而且公开处理。尤其是彻底烂掉的城商行，坚决走破产程序，这样才能重建市场对城商行的信任，让健康守信的城商行能在市场上重获资金和信任。

 

　　第三，在银行继续主导金融的前提下，给影子银行一些机会，因为影子银行将资金从银行导入市场，尤其是实体经济。没有影子银行，大银行的钱很难流通到中小企业，血脉不畅通，尤其是毛细血管不能堵。

 

　　第四，要容忍一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结构或者业务存在。比如小贷公司、助贷、互联网金融等。

 

　　这次新冠疫情，全世界的监管部门都在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趁着这一轮比较宽松的环境，金融市场的重建也应该纳入监管部门的议事日程。

 

　　最后简单总结今天分享的两个核心观点，一是以明确的信号，推动复工加速，二是保护和加强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手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决策空间和动力。最终，希望我们能早日从根本上减缓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争取2020年的GDP增长率还能在5%以上。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