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策略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建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其实从人类演进来看，本身就是一部伴随风险、认知风险，从而应对风险的历史。对于来自于贫穷、饥饿的风险，经济发展是解决问题的硬道理；对于战争、人祸的风险，应该通过进一步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合作方式解决；而在疾病、死亡的风险方面，主要包括微生物种入侵身体的外生性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人类自身生理系统的内生性疾病，以及污染、工伤、车祸等人类构建的生活、工作环境所致的外源性疾病。面对任何一种风险时，人类要有理性的态度和行为去认识风险、规避风险，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大本质。因此人类需要打造所谓全健康的理念，完善人们的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促进人类与自然生态、其他物种之间共生共存的平衡关系。

 

　　第三是关于疫情次生代价的思考，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在应对原发事件的直接成本来看，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格防控中，包括武汉和全国各地集中调集使用的医疗资源；交通、物资以及其他相关支持性服务等社会经济配套行动所付出的额外非医疗交易成本。而在应对原发事件的间接成本上，则包括社会经济的隔离行动所损失的机会成本和“挤出效应”，即暂时关停医院非新冠肺炎相关的常规门诊、急诊、住院、慢病管理等付出的延迟代价。上述都是在制定疫情干预行动方案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考虑的因素。

 

　　另外，在应对国家重大公共事件的时候，还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基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原则：次生代价不超过原发事件的代价。就此次新冠病毒的流病特性来看，传染性和致死性相对季节性流感更高；相对SARS更低，但其非症状、非阳性的潜伏性均比SARS高。因此，采取严控手段的防治效果很好，但其经济代价也高。短期看，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巨大冲击已在所难免；长期看，再考虑对人们储蓄、投资、资本市场的更多影响，全年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从目前的全球疫情来看，新冠病毒成为人类生活常客的风险不断增加，我们必须从歼灭战向持久战进行战略调整的准备，因此如何尽快恢复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

 

　　第四是有关制度建设的思考，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对于大众来说，公共卫生重点关注于人群层面的健康问题以及群体健康的行为，即人们相互影响的外部性问题，传染病的防治就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因此，政府治理、公共财政应该承担主导性职责，同时包括如何正确引导、调动、鼓励、助推社会力量的正向作用。

 

　　在医疗服务方面，关注重点在于个体的健康管理、疾病诊疗，强调个性化、精准化服务。由于外部性相对更低，其个人激励相对更大，应该更好发挥个人、社会、政府的合力作用。

 

　　关于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建设，首先是疾病转型的趋势不会逆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大头将仍然在常态慢病管理方面，这对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再就是全球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传染病大流行一旦爆发，各国难以置身度外的风险不断增加。

 

　　基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公共卫生安全事实上已经上升到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的程度。未来公共卫生与国防安全都需要面临备战的能力建设和储备成本的考量，应认真研究如何构建新型的国防和健康安全防控体系的共享共建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