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往前看，我们对于增长和通胀预测的“上行风险”在于：欧美疫情防控比预期更为有效、或中国政策刺激力度超预期。在当前时点，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套经济预测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经济活动萎缩、及实体经济波动向金融市场快速“传染”的根本原因在于疫情超预期地扩散升级，进而迫使全球经济按下“暂停键”。由于企业和居民的现金流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严重受损，且目前疫情的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金融市场无法对实体经济部门的现金流压力和破产风险准确定价。当然，如果疫情达到“平台期”的时点早于预期，则经济所受冲击可能较小，企业、居民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所受连带损伤也会较小。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海外疫情进入“平台期”的时间晚于预期，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将继续加大，金融市场也可能将面临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的“动荡”。如果海外经济活动“停摆”的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那么维持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安全”的政策成本可能会成倍增长，同时，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全球持续衰退的可能性也会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可能也将无法“独善其身”。

 

虽然海内外疫情为中国短期增长带来不小的挑战，但也不失为一些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的契机——包括公积金制度改革、加快划转国资充实社保、以及降低社保费率等。公积金制度下累积了5.8万亿元低效财政“储备”，这一部分闲置储蓄亟待有效释放。同时，中国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为16%，仍然高于10%的国际中位数水平，社保降费仍有空间。这些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将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盈余，同时在不增加杠杆率的情况下扩张消费和投资需求，在关键时期有助于增强实体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内需、改善增长结构。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中国在抗疫方面已经领先其他国家取得阶段性成功，合理、及时的政策组合不仅将对冲疫情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冲击，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领先优势、促进服务业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