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头七年在中国基本形成的这种具有某些中国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运用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有助于在短期内医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恶性波动，以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建国伊始，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的局面，由于国家加强集中管理，不出一年时间，就基本制止通货膨胀，经济初步获得稳定。中财委在1949年关于稳定物价斗争的总结中曾指出：在市场物价问题上的较量，不但需要统一的指挥，而且要有保证实施这种统一指挥意图的能力。就是说，要能做到集中使用力量，灵活调度物资，全面指导物价。薄一波后来在总结这一条历史经验时说：“40年来，我们看过来看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还不富裕的大国里，要长期保持金融物价的基本稳定，经济的基本稳定，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政治与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是不可缺少的，中央有力量，各个地区都会得到益处”。

 

其次，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国力有限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奠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正是由于国家利用手中的行政力量对重点建设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才建成以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一些骨干企业，使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际工业体系的骨架，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说：“原有的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因为，国家政权力量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产生负效应。

 

首先，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责，主要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微观的经济活动应属于生产者的职责范围，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最大弊端，在于限制和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包办或代替本属市场经济主体权力范围内的微观营运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