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前四十年，后三十年，是中华文明民族几千年来走向现代化、最激荡人心的一段历史。

 

前四十年的成功要素

 

前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律非常值得讨论，譬如对外开放、市场化改革、低成本优势、高储蓄率、高投资等，都是人们讨论热点，我认为还有三个问题需要着重讨论。

 

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优势

 

中国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超大规模”和“统一市场”。

 

从世界来看，进入高收入状态的经济体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大的统一市场的经济体，譬如美国。欧洲也实现了大的统一市场，但出现反复。另一类是高度开放的小经济体，通过融入世界进入大市场。

 

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这个体量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统一大市场有什么好处？首先是大幅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不用拿护照就可以跨地区找工作。企业无需顾及国家间的贸易协定，随处可以投资。其次是经济学强调的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包容性，有一些企业规模很大，如果没有足够大规模的市场，可能做不起来。有些行业，小经济体的容量有限，只能容纳一个大型企业，但中国可以容纳两三个，保持竞争。中国市场足够大的另一个佐证是，在国内市场竞争过关的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很有竞争力。

 

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对冲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起伏。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也是起起伏伏，比如近几年经济转型，东北有的省份一段时间大举借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明显减速。假如是一个独立经济体，其货币会严重贬值，还不了外债，出现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指的就是这种局面。好在我们是拥有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东北经济下行，但东南经济上行，东北人可以南下。从整个国家看，发展好的与差的可以形成对冲。因此，这几年中国在转型中经济减速，但总体平稳。如果是小经济体，波动就会大一些。

 

宏观稳定，微观放活

 

宏观稳定，可以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和政治社会稳定。在基本政策稳定的前提之下，中国积极调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的积极性，微观上放活。

 

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发挥很大作用，竞争过程中出现很多计划外预期外的结果。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例，改革开放之初，只是为计划经济、国有企业拾遗补缺，但凭借强大的活力和竞争力，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形成了“五六七八九”的格局。再比如地方政府以土地推动城市发展，虽然有争议，但作用不可否认。还有浙江的小商品市场和块状经济，开始的时候就是农民自发摆摊，逐步形成市场，再往后前店后厂，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专业化生产，经济学家以后打了个标签叫产业集群。这些都是事先没有计划的，是放开搞活后自动演化的结果。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最有效机制的是什么？主要是在宏观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微观上开放搞活。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特别强调要给基层放权，允许试错。“试”的思想非常符合创新的逻辑，因为什么是经济发展“对”的模式，开始的时候并不清楚，充其量是知道一个大的方向，知道我们要从河的这边到那边，但河中间有几块石头，在什么位置，怎么踩着比较合适，并不清楚，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举例来说，过一条河，中间可能需要找到五块石头。开始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片茫茫水面，你并不知道石头在哪，可以划一百个方格，试一百次。如果只能由政府一家去试，一年试一个，得一百年，即便是一天试一个，也得一百天；然而，如果激发基层活力，一百个人同时去试，一天就可以过去了。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还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因为40年前遇到的问题和今天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重视的改革基本方法论。

 

对发展的共识

 

改革开放前40年的那条河我们已经趟了过去，现在我们要摸着石头过后面30年的河，即解决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等新的难题。

 

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国内绝大多数人认同，大家都认为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共同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很多国家内部有各种诉求，如宗教诉求、民族诉求，相应的有各种矛盾和冲突，在国家内部达成共同谋发展的共识很难得。

 

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发展的共识非常重要。大家对发展目标有相同想法，就会少很多摩擦和纠纷，社会总体交易成本就低。

 

未来三十年的三大挑战

 

后三十年我们面临新的问题，如低成本优势减弱、人口老龄化以及对外开放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此外还有三个问题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收入差距较大已经不是新的问题，前些年收入差距有所收缩，近期收缩的速度有所放缓。针对这种局面，最近我提出一个观点，在我们明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另一个目标，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一倍，由目前的4亿人扩大到8-9亿人。

 

提出这个目标基于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要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需求是增长的关键。老龄化和收入差距过大等会造成需求收缩，甚至出现低收入阶层的需求断层，直接冲击增长的稳定性。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团队一直在做“中国经济十年增长”的研究，我们有一套预测汽车市场的模型，连续多年预测都很准，误差只有零点几，但最近两年这个模型不大灵了。中国目前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大概是180辆，美国是800辆，欧洲、日本是600辆左右。中国相比欧、美、日还有很大距离，按理说中国汽车业至少还可以保持中等或中低增速，但这两年下滑严重，为什么？最近我们注意到一组数据，2019年1-6月份，占到汽车市场份额近30%的县级及以下城镇汽车市场，负增长20%；而占市场份额近40%的10万元以下汽车销量，负增长23%。与此同时，豪华品牌逆势增长，有的增速达到 10%以上。由此我们产生一个推论，买10万元以下车的人，主要是县级及以下城镇群体，他们到了该买车的时候，却没有钱，无法支撑应该出现的汽车消费需求。这个推论还需要证实，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增长的制约，应该引起足够关注。

 

第二个理由是社会稳定。过去我们强调收入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会很难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看美国、中国香港的情况，即便进入高收入社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同样会出现很大的社会冲突。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需要保持在一个能够使经济需求稳定，社会也比较稳定的范围内，否则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很难保障。

 

培育创新的机制和文化土壤

 

产业层面的创新，往往体现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能够发展这种“双高”产业的国家只有少数。刚才国发院黄益平教授的数据显示，100多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实现进阶，成为发达经济体。其实国家能否进阶，和它们的产业结构高度相关。中国现在的势头不错，已经出现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但素质和比例还有很大距离。

 

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需要好的创新机制。从全国范围来看，真正能形成具有创新动能的产业，能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高端产业，可能只是少数地区，但具体是哪些地区，事先是说不清楚的，应该鼓励地区之间的竞争，形成若干个创新型城市或者区域创新中心。这些地方的优势就是能够聚集创新资源，有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环境。

 

中国创新一个大的短板是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现在的创新基本靠吸收外来技术，源头创新的东西不多。这些年进步很大，但诺奖级的原创性成果要想成批、稳定地出现，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需要自由探索的文化土壤。

 

前些年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行合作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中曾经提出，中国的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科研与发展）占GDP的比重会上升，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更大的挑战是创新的效率，钱花出去后，能有多少过硬的成果。创新特别要强调效率，尤其是在前沿科学和技术领域。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有大的突破，就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创新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出现后劲不足。

 

产业升级与体制升级

 

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要形成，创新要有成果，对我们的体制提出以往未曾有过的新要求。产业升级需要体制升级相配套。

 

经过多年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进步很大，但短板也还不少。因此我们需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是四中全会特别提出的。

 

近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国内结构性改革，在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也有涉及，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是我们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和推进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都提出了这方面的改革目标任务，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到实处。

 

最近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发现，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家信用支撑不对称引起的金融服务不公平、资源配置不合理。近年来推动结构性去杠杆，杠杆率高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受到的压力反而没有杠杆率低的民企大。一个国企出了问题，上面就会安排另一个国企去救，在一个地区，国企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保体系。有的地方反映，一个地区的国企实际上是一家企业。有研究提出，国企和民企的隐形违约率差不多，但民企“爆雷”的大幅高于国企。过去认为社会上有偏见，但有国际上大评级公司，给国企的信用评级就是高于民企，尽管两者经营状态差不多，或者民企强于国企。因为他们认为国企的风险转嫁能力强于民企。背后依然是国企预算软约束这个老问题。这种状况造成了国家信用的滥用、金融服务中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资源的扭曲配置。

 

至于产业政策，我一直怀疑这是不是一个真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哪一个行业或地区是通过产业政策取得的成功，是否有真正说服力的案例，好像尚未见到。下一步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比过去更多更高，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层出不穷，未来十年、十五年究竟能发展什么产业，靠规划能说清楚吗？如果靠规划能说清楚，当初我们搞计划经济可以了，不必用很么大气力去搞市场经济。

 

如何应对更多的不确定性，还是要靠市场化的办法和机制。市场经济最擅长解决的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让更多人主动试错，通过试错找到对的、符合实际的有效办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加强长期研究，尤其是对理论框架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趋同理论、收敛理论等，更多的是描述现象，并不能解释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和机制，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