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之道：寻找中国经济第二发展曲线

 

　　未来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什么？

 

　　根据第二曲线理论：任何事物都有生命周期，如果用一条曲线反映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任何一条增长曲线都会在达到抛物线的顶点后出现下滑，直至消亡。因此，任何一家企业、一个国家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其秘诀就在于第一发展曲线出现下滑或消亡前，打造一条新的发展曲线，即第二发展曲线。

 

　　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显然，依靠投资和房地产的中国经济“第一发展曲线”已呈明显下滑态势，单纯追求速度和盲目粗放扩张以实现赶超已不具有现实基础和意义。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就必须摆脱既有的、传统思维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束缚，重新定义发展道路和增长模式，开启着眼于未来第二个乃至第三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二发展曲线”，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培育增长新动能，通过连续性创新实现新的攀登和跨越。

 

　　短期来看，侧重于需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仍需因时而变，优化调整。

 

　　一是就业状况保持稳定。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总体温和可控。重视运用适当财政工具，除加厚、织密社会保障的防护垫和保护网外，加大力度开展适应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需求的劳动力技能培训。

 

　　二是取消限制消费的诸多临时性、行政性措施。例如，减少或消除影响购车、出行的规定，改善道路、停车等基础设施，优化限购、限行相关措施，加快新能源汽车对汽油车的替代，鼓励共享出行的发展。短期可尝试在特定时期内，对特定居民，如老年群体、学龄前儿童、城市及农村低收入困难群体等，以发放消费券的形式，提振短期消费。中长期还须通过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办法来鼓励消费，促进强大的国内市场建设。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制订居民收入五年倍增计划，以稳定居民中长期预期，提振消费意愿。

 

　　三是稳定房地产投资、稳定房价、稳定预期，避免房价下跌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循环。现在对房地产有一边倒的倾向，大有运动式棒杀之嫌。这样的强行干预和过度打压是否会主动人为制造危机？是否将加剧和加速衰退的到来？要极力避免房地产市场如过去的股市一样大起大落，稳定房地产市场也有助于稳定消费。

 

　　四是继续为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有效控制其税费负担和各项经营成本不要出现反弹，继续释放企业发展活力。

 

　　五是做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要把握好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财政政策宜保持总量扩张，结构优化；货币政策宜保持总量稳健，结构宽松。

 

　　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可适当加大。除保持必要的减税降费力度外，未来可能的政策选项还应包括：继续加快财政支出节奏，适度增加中央政府基建投资规模和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适度降低重大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优化杠杆结构，必要时可进一步提高中央政府的杠杆率，适时突破3%的财政赤字率；下调基建项目资本金比例；降低企业所得税；推动增值税三档并两档。

 

　　未来政策利率如MLF、TMLF都有择机调降的空间和必要。及时、适度调降政策利率，有利于通过LPR机制直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存量债务负担，有利于降低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压制，这对于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释放和提高政府扩大基建投资的能力，提高企业投资需求，确保四季度乃至明年经济运行预期目标的达成至关重要。

 

　　现阶段央行对降息的顾虑主要是两个：一是担心房价再起，担心房炒不住。以紧缩房地产的方式来换取其他行业借贷成本的降低也许很难实现，阻碍制造业发展、挤占消费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房地产，它们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是担心物价上涨会失控。当前猪价快速上涨引起的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不是全面通货膨胀，原因有三：一是除去猪和油之外的其他消费品几乎都不怎么涨，猪和油上涨都源于供给冲击，而非需求推动；二是货币供应温和未失控，“通货”稳定，M2今年10月同比增速只有8.4%；三是GDP平减指数前三季度累计同比仅有1.6%，低位徘徊，不属于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因此，当前的结构性物价上涨不构成货币政策宽松的真正制约。

 

　　中长期来看，为抵御内外部冲击、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更多地从供给侧来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诸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迫切需要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曲线，其关键在于：努力打造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双动力机制，即大力培育新经济、新动能的同时，加快推动旧经济、旧动能的转型升级，实现双轮驱动，共同构筑强大的国内市场，提高新旧动能转换的效率。

 

　　第一，加快新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应用，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释放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引领的新信息化红利，解决供给侧的核心技术依赖问题。从根本上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来自宏观上全要素生产率和微观上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政策的短期刺激。而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效率的提高，均来自创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将释放创新红利，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伟大复兴的关键。

 

　　第二，加紧推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释放后工业化时代转型升级红利。持续推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用“四新”经济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低端、落后产能出清和“僵尸企业”的化解，促进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优化合理。

 

　　第三，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及乡村振兴，释放以消费升级为代表的新市场化红利，解决需求侧的市场独立问题。消费升级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摆脱内忧外患、彻底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国内市场培育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向是乡村振兴，这既是国家的大战略，也是企业的大文章、市场的大机遇，这个战略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主线，是未来中国经济展现巨大韧性和回旋余地的重要方面。

 

　　第四，依托全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新布局，推动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释放新城镇化红利。随着人口向大中城市乃至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流动和集中，重点地区的城市群有望有序快速发展，一体化建设水平将不断提高，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引领和辐射带动力将显著提高，区域协调发展将越发显著，这将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第五，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体制变革，释放全面改革新红利。改革大业千头万绪，其中特别需要强调和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坚持“竞争中性”原则，为民营企业在环保、融资、税收、用工、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方面创造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市场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活民间投资。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并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对于中央所确定的重大改革部署，应注重落实、尽快落地，对待重要改革任务，要敢于突破、善于创新，避免改革口号化、形式化、表面化。

 

　　第六，坚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制度型开放，释放新全球化红利。未来中国开放的重点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这将包括并不限于：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逐步实现利用外资由数量型、规模型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营造既无歧视、也无优惠、更为公平、“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有效管控各类风险；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第七，实施鼓励生育的基本国策。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从根本上提升对制造业的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有必要尽快全面放开落伍的生育限制政策，并实施鼓励生育的基本国策，尽快稳定生育率水平。为此，应从生育、托育、幼教服务保障，税收优惠和经济补贴，生育抚养成本有效控制和合理分担等方面构建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支撑体系。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9年12月刊，2019年12月5日出刊。　　文/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