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缩小差距成功经验：稳定生产，保障就业，调节分配

 

似曾相识：自由市场助长差距，需求不足引发萧条

 

危机前贫富差距登顶。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段高度繁荣和经济稳定增长期，而后1929年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这一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的贫富差距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根据WID统计，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20年的39%迅速提升至28年的49%，几乎等同于剩下90%人群的收入总规模。从资产角度看，金融市场的繁荣又加剧了财富的分化。20-28年，美国财富前1%的人群拥有总财富的比重从35.7%上升到47.8%，为同期后90%人群占比(15.6%)的三倍之多，财富集中极端化问题空前严峻。

 

有效需求不足诱发危机。贫富差距最大的时点和危机出现的时间相重合并非偶然。通常来说，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较强，但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但其消费能力受制于收入水平。因而在20年代末期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数量巨大，但收入水平却低增长甚至下滑，于是经济的总需求出现下降，最终使得美国在29年出现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具体来看，1929-33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046亿美元下降到572亿美元，萎缩了45%，1932年的工业生产指数较29年下滑了40%。危机期间美国有超13万家企业和近1万家银行倒闭，失业率从3.2%最高升至25%水平，全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约减少26%。

 

20年代末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主要原因有哪些，与80年代又有何异同?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农业危机是造成农业劳动者收人下降的直接原因。受一战影响，交战国对农产品的需求高涨，使得美国的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从而促进了农业产出规模的扩张。而随着战后恢复带来的交战国农产品需求大幅萎缩，1920年开始美国的农业形势急转直下。22年初较20年同期的农作物价格指数大幅下滑52%，且价格低迷一直延续至20年代末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下行，农场净收入指数在20-22年间下滑了44.3%，农场产出占整体GDP的比重从19年21.7%持续下行至30年的11.3%。农业危机对美国约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收入产生了严重影响，本就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下滑明显。

 

其次，同时期的政权体系也提倡无为而治，使得资本占领上风。与80年代开始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类似，在20世纪2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达到了高峰，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提倡“无为而治”，政府尽量避免干预市场，让市场自我发展、自我调整、自我纠偏。而其放任自由的政策，确实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大繁荣，这段时期被历史称为“咆哮的20年代”。但在繁荣的背后，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战胜劳动，企业所增加的利润大部分转化为企业主的财富，而没有成为工人的工资。1920年-29年的10年间美国生产指数提升幅度达62.5个百分点，而同期工资指数上涨幅度仅为3.3个百分点。

 

另外，低税收政策偏袒富人，进一步引起收入分配失调。为了鼓励工商业发展、刺激投资，政府主张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公司利润所得税税率。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铝业大垄断资本家梅隆，从维护垄断资本家和富人阶层的利益出发，敦促国会进行减税。从21年到25年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2%大幅下降至25%，而相比之下最低税率仅在25年下调了2.5个百分点。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大幅增加了富人阶层的收入，是导致分配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罗斯福新政：政府出手宏观调控，稳定经济缩小差距

 

宏观调控稳定生产。那么30年代的美国是如何走出困境的?主要靠的是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首先在生产方面，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工业和农业均陷入了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的危机。《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通过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等，有效消除了产能过剩，稳定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32年到37年58种农产品价格综合指数大幅增长了80%，从而农场经营者的净收入也从32年的18.7亿美元增加至37年的5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5%。

 

就业增收支撑需求。其次，在需求方面，贫富差距扩大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因而工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亟需恢复。一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了工人最高工作时数和最低工资限制，并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案》赋予工会与企业主议价的权力，有效提高了工人收入。另一方面，生产的恢复有效防止了企业继续破产，稳定了就业形势。面对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收缩就业岗位的问题，政府通过兴建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创造就业机会来弥补。由此，到1935年，全国就业工人相较1933年增加了400万人，工人收入水平的恢复支撑了农产品和工业品消费，经济回到良性循环。

 

增税支撑财政，社保缩小差距。除此以外，新政时期罗斯福政府还出台了《税收法》、《社会保障法》等。《税收法》将税率提高到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用以支撑较大规模的公共支出，也起到了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而《社会保障法》则初步创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等，直接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美国经济不仅成功地走出了大萧条，而且贫富差距大幅缩小。在罗斯福逝世的1945年，美国名义GDP总量已经恢复到了2280亿美元，比1932年的595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同时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32年的47%降至1945年的34%，重新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为美国战后的繁荣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百年轮回经验启示：市场也会失效，政府有效干预!

 

回顾美国的百年历史，其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或是缩小，最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治考量。政府若过度提倡放松管制，任由市场决定收入分配，那么在资本与劳动“讨价还价”中资本自然成为强势方，贫富差距不可避免的扩大。而若政府选择在适当时机进行有效干预，则可以通过保障穷人收入来提振消费，走出内需危机。

 

80年代开始美国政策转向“小政府，大市场”，推动了贫富差距的重新扩大。一方面，放松管制制度下工会力量被不断削弱，资本的力量占到上风，从而收入分配不均重新加大。另一方面，与30年代不同的是，80年代后美国还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明显萎缩，也是造成悬殊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08年后货币放水改善了经济增长，但却进一步助长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而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政府职能扩大的时代，成功化解高企的贫富差距，带领美国走出危机。面对严重贫富差距问题导致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首先通过控制生产规模，稳定住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从而恢复了生产并阻止了企业的继续破产。加上兴建公共工程“以工代赈”增加就业，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从而支撑了内需和消费，与生产的复苏形成了良性循环，带领美国走出了危机。罗斯福上台后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32年的47%降至45年的34%，也印证了有为政府在“均贫富”中的重要性。

 

 

由此来看，政策的选择要审时度势，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于29年的大萧条，政府宏观调控能够有效支撑内需，恢复生产。而面对70年代的严重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里根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放松管制、减税等政策成功帮助美国走出滞胀危机、提高经济增速。但此后老布什、小布什继续强化“大市场”，主张对富人减税，进而导致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与悬殊的收入差距。因此不论是自由竞争市场、减税还是政府干预经济，虽然都曾带领美国走出危机，但政策的选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政府干预经济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但过度干预会使得经济失去活力;自由竞争市场能够有效刺激增长，但在长期发展下容易走向垄断主义，造成两级分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必须审时度势。

 

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中国模式兼顾效率与公平。我国的发展模式吸取了美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方面，有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我们明确把发展市场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而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而十八大也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政府政策，包括打赢三大攻坚战，三去一降一补，其实都是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希望兼顾好效率与公平，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