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贫富差距缘何扩大：自由主义，去工业化，货币过松

 

本轮贫富差距的扩大大约开始于80年代初。以80年代为界，美国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前20%居民收入均值增速与其他80%群体的增速出现明显分化。在81-90年和91-00年间，前者的年复合增速平均高出后者1个百分点以上，而在71-80年，20%的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速反而最为领先。对比也曾出现贫富差距两极化问题的30年代，12年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达到20.8%，接近1928年的峰值21.4%。从财富的占比看，12年财富前1%群体的财富占比达到38.9%，虽尚未达到30年代的高位，也高达后90%人群的约1.5倍。

 

是什么导致了过去40年美国的贫富分化?政策选择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思想层面：新自由主义下的放松管制和累计税弱化

 

首先，在思想方面，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绝对自由化是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70年代遇严重滞胀，新自由主义站上舞台。受战后重建高投资需求的拉动，以及军备技术民用化带来的技术红利，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随着技术红利及劳动力红利等的消退，60年代末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明显放缓。为了托底经济，当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短期刺激并不能扭转长期经济增速中枢的下移，反而在70年代将美国带入了严重的滞胀期。其中，美国PCE在74年和80年均一度达到11.6%的高位，而同期的GDP增速均处于负增长区间。于是在1981年，凯恩斯政府下台而里根就任总统，经济政策全面朝新自由主义转向。

 

紧缩抑制通胀，放松刺激增长。首先，面对高企的通胀，里根政府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严控货币增长。叠加油价上涨影响的减退，美国通胀持续下行，PCE同比从83年起保持低于5%水平。其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里根主要采取了放松管制和大幅减税两大改革。81年起，里根政府先后放松了航空、铁路、电信、有线电视等行业的管制，并在81年和86年分别出台《经济复兴法案》和《税制改革法案》，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商业税率。

 

放松管制和减税确实帮助美国经济恢复。一方面，放松管制的改革使得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76-81年年均增幅仅为0.3个百分点，而里根执政的81-86年该指标迅速升至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得益于大幅减税，微观层面的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均出现了明显改善。83年经存货计价和资本消耗调整后的美国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持续两年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同期个人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从80年初的0.7%持续回升至84年的6.9%，推动消费增速的走高。生产和消费的改善叠加货币紧缩通胀降低，推动美国经济增速自83年起成功企稳，进入稳定增长时期。

 

长期放松管制，抑制工资增长。里根时期自由竞争的确促进了市场的活力和产业结构优化，但此后，如小布什政府等继续贯彻放松管制则放任了收入分化的扩大。具体来说，放松管制也会使得工会的权利大幅削弱，工会缺乏议价能力从而实际工资受到抑制。8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甚至在80年代后期出现明显下滑，也就是说，生产率的增长主要转化为了企业利润，而非工人的工资。与此同时，企业高管的巨额报酬却被视为正当行为。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数据， 1978年，美国大公司的CEO平均薪酬约为普通工人工资的35倍，到89年该比例升至71倍，而后快速增长并在2000年达到300倍。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体现则是税率累进制的明显弱化。80年代起，美国实施了数轮减税。其中，里根的两轮减税成功帮助美国走出滞胀阴霾，但此后老布什在任期间，继续延续了导致经济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经济政策。93年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后，大胆提出增税计划及公平负担的原则，并将财政赤字转为盈余。而小布什上台后，继续实行利于富人的减税政策，突出表现在取消遗产税。根据Tax Foundation的数据，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1980年前的70%，逐年下调至2010年的35%，最高遗产税率也从80年的70%下调至07年的45%。由于这类累进性质税率的明显弱化，因而在此过程中高收入人群更为受益。

 

各阶层的税率变化更直观地展现了累进性质的明显下降。从80-90年，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的联邦平均税率基本保持不变，而收入前5%及以上的人群税率则呈现明显下降，其中收入前0.1%全体的联邦税率从70年到90年下降幅度高达24.8个百分点。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对该趋势有所缓解，而到04年小布什政府又重新缩小了不同阶层的税率差距。1970年，0.1%人群与20%-40%人群的联邦平均税率之差高达40.6个百分点，而到04年，该差距已降至24.7个百分点。

 

自由主义“亲资本”，劳动收入被压缩。收入法下GDP分项的占比变化也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亲资本”的特点。收入法的GDP拆分中，劳动收入就是劳动者报酬，而企业利润对应着净经营盈余和固定资本折旧。1992年-201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7.3%下滑至52.5%，而同期的净经营盈余和固定资本折旧之和占比则趋势性上行，意味着长期来看资本收益占据上风，而劳动者收入逐渐被压缩。

 

 产业层面：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

 

其次，在产业层面，制造业空心化压缩了中下层人群的生存空间，贫富差距加大成为必然趋势。

 

去工业化趋势显著，高端服务快速崛起。市场的自由竞争、劳动力规模的收缩、全球化产业链的分工等因素相应地带来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传统生产性行业持续收缩，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60-80年和80-00年间分别下降了5.3和5.8个百分点，采矿业、农林牧渔业占比也在80-00年间显著下降。而80年代后高端服务业快速崛起。到2000年间增长最快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占比分别提升了5和2.7个百分点，同样呈现上升趋势的还有医疗服务业、房地产业等。

 

制造业到低端服务，中产阶级走向衰落。在产业空心化的趋势下，制造业就业岗位不断萎缩。1950年-2010年，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从37%持续下滑至11%。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包括信息业、金融业及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就业占比虽逐步提升，但整体规模仅占到25%左右。因此对于依赖传统行业生存的大量中产阶级，只能向餐饮、批发零售等低附加值的行业转移，而这类低端服务业提供的收入较制造业企业骤减。制造业空心化使得占多数人口的中产阶级加速衰落，是两极化困境的重要根源。

 

政策层面：宽松货币环境加速差距扩大

 

从货币政策看，长期的宽松环境也在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

 

联储货币宽松，抵御金融危机。贫富差距的扩张至今仍在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抵御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先后启动超低利率和QE政策。07年9月-08年12月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4.75%迅速调降至0.25%。此后08年到14年，美联储共实施了三轮QE。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08年9月的9600亿美元扩张至14年10月的4.5万亿美元。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及时地避免了信用收缩，由此在09年后经济重新开始复苏。

 

资产价格受益宽松，收入两级分化加速。但宽松货币环境下，最为受益的是资产价格。80年代开始美国资本市场进入了长达40年的繁荣期，其中联邦基金利率的持续下行和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80年到2018年，美国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6倍多。从而富人的资产加速膨胀，穷人则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其增长相对缓慢。作为印证，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01年和08年出现了两次大幅下行，与股票市场的两次大波动基本重合，也就是说富人的收入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资本市场的繁荣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

 

上世纪20年代，美国也遭遇过严重的贫富分化，并导致了29年的“大萧条”。此后罗斯福总统上台，“新政”帮助美国成功走出危机，并迎来了长达40年的贫富差距“低位期”。那么罗斯福总统主要做对了什么?对我们又有什么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