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8日，首届地中海发展西溪国际会议在杭州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作为主旨发言嘉宾，就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进行了精彩演讲。以下为其演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从中国经济的变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如何应对变化等方面加以分析。

 

 

在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特别需要关注。

 

首先，过去40年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证明是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即“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因此，没有引入外来竞争压力的开放是假开放。

 

其次，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变革。没有改革的开放就是假开放。现在国家提出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过去40年对外开放的重点是促进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的开放，未来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发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雄安新区等，其重点是促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实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

 

再次，对外开放的动力从来都是危机、压力和挑战。因此，没有压力的开放就是假开放。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讲不要浪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不要浪费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带来中国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对中国来说，这个博弈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在过去40年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总结和引起重视。

 

首先，是在推动对外开放尤其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同时，如何保持好“中国特色”的问题。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有一个路径依赖的特点，过去、现在、未来，始终都有“中国特色”的主线牵着。

 

其次，是在对外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人才的同时，如何保持自主可控。自主可控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强自主可控，就是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创新生态，都是自主可控的。在中美处于山顶上竞争时，任何断供、撤资、限制人员往来、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的威胁都不会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今后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与国际接轨。这就是强自主可控，而强自主可控的部分必须是安全的；第二类自主可控是中自主可控，就是我们的技术、设备、人才建立在国际开源的平台和系统上。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在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就可能有问题，如美国把中国200多家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长臂管辖原则使相关企业也面临巨大风险。现在华为的自主可控基本属于这一类，即有自己强大的技术、产品、研发能力，但是建立在别人的生态系统之上，别人有办法轻易地置我企业于危境，就像现在谷歌对华为“断供”那样；第三类是弱自主可控。就是技术、产品、设备是基于别人技术的授权，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9年日本对韩国三种半导体材料“断供”，一旦断供会使韩国企业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再次，是在对外开放中如何保持安全和防范其他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是，在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等各个方面，如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我们都不能充满幻想。我们的外向型企业也应该有应对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要研究外部世界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并准备好必要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