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定制度自信，《决定》在第一部分用三段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概括而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我们认真领会。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就包含着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为我们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之源和制度之鉴，我们的很多制度都可以从历史的深处找到渊源。

 

    ●我们党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和建设有效制度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确保了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契合国情，充满生机活力。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优越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靠设计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在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成功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相统一的成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个重要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深刻认识“新时代为什么要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这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是什么、为什么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坚定制度自信，《决定》在第一部分用三段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概括而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来、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我们认真领会。

 

    第一段话，回顾了我们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从中央苏区时起，我们党就开始了制度建设的探索，逐步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和重大原则。对此我认为重点在把握好四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一是以党的七届二中后全会为标志，明确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勾画了新中国的制度蓝图；二是以党的八大为标志，正式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三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深刻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治理体系，逐步形成了一套顺应国情民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决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弊端，作出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飞来峰”，而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还要认识到，从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大历史来看，一个社会制度的确立和运行，都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周期。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从十四世纪萌芽到十七世纪在英法等主要国家确立，用了三百多年时间，至今又运行了三百多年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创立一套比较完备成熟的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项极其伟大的成就，是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和自信的。

 

    第二段话，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三个是”的精辟论述，从总体上高度概括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即它是一个科学的制度体系，因此必须坚信不疑、笃行致远；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制度体系，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它是一个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的制度体系，因此必须高度自信，保持定力。

 

    第三段话，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决定》从十三个方面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方面，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入，突出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这两个特殊优势，再从“发展生产力”“精神文明”“共同富裕”“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国家主权安全”“和平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具体展开，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对内展示、向外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所在。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集中明确地、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决定》公布后，大家对《决定》关于“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的概括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讲得很准、很到位，揭示了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开辟新境界的原因所在，普遍认为这个科学的制度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和显著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于中国大地，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就包含着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为我们今天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之源和制度之鉴，我们的很多制度都可以从历史的深处找到渊源。

 

    比如，“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的传统。我国自秦汉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虽然历经王朝更替，但统一的追求与趋势从来没有变，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理念没有变，这是中华文明极为突出的特质与优势。《决定》所指出的“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可以说也体现了这一理念。

 

    比如，“以文化人”的文化自觉。文化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基础和标志。中华文明特别强调以文化人，重视用礼乐制度教化百姓、统一思想。文字就是最基本的文化制度，中国疆域幅员辽阔，天南地北口音不同，但文字却是相通的，这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隋唐之后，历朝历代都设有礼部，专门掌管礼仪、典章、学校、科举等文化事务。共同的文化积淀和传承，深深地扎根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中。《决定》指出的“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也是汲取了古人的智慧和经验。

 

    比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是我国国家治理思想的优良传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仅儒家，包括道家、墨家、法家等对此都有着普遍的认同。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确立为根本工作路线，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决定》进而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作为显著优势之一加以明确，也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它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有着科学的理论指引

 

    近代以来，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做了各种尝试，各种主义和理论在近代中国竞相登场。洋务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不触动大清王朝封建皇权的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结果只能是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试图“跪着造反”，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结果同样是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仍然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最后还是失败了。这些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引，没有先进的政党来领导，要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黑暗与徘徊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一条救亡复兴的正确道路，才经过长期奋斗和探索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历史已经证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所以《决定》总结的十三条显著优势的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这方面，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由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条化和体制机制的僵化，导致国家走向衰落、人民陷入贫困，最终瓦解了制度的合法性、政权的合法性。一个拥有70多年历史、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最终解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这个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回头看，可以发现，苏联在制度设计上有不少突出问题。比如，安全机关凌驾于党、政、军之上，居于特殊地位，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就曾指出，苏联的内务部、法院、检察院不受党的领导，这是很危险的。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风景这边独好”。其秘诀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始终坚持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这种改革创新精神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这也就是《决定》所指出的“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

 

    比如，我们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具有显著政治优势。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当家作主，也保证了我国“一府一委两院”的组织和运行。比较起来，西方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度，表面上看起来采取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其实质却是各个政党、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而且最大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总统手中，总统甚至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议会实际上成了“表决器”“清谈馆”。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国的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如果做得不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可以罢免国家主席的。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制不同，他一旦当选，议会可以弹劾他，但他也可以解散议会。

 

    政治协商制度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决议，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遂使政协解体。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政协是我们从国民党蒋介石那里拿过来的，他们不真正地搞，我们来搞。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确立后在推进新中国各项建设、汇聚力量、建言献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党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和建设有效制度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确保了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契合国情，充满生机活力。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优越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人民共同意志，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使用中国的两个成语“东施效颦”“削足适履”来比喻这个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什么优越，实践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这次四中全会讲我们国家建设的成就时，在经常讲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是实事求是的表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两个奇迹，正是我们在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

 

    一方面，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在经济发展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另一方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保持了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两个奇迹，是极其不容易的伟大成就。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我们创造的“脱贫奇迹”，就是这两方面成就极好的体现。脱贫攻坚在我们新中国70年的光辉历程中，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历史上，都是极其光彩的一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向贫困宣战，先后有8亿人摆脱贫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9200多万，770多个贫困县摘帽。明年，剩下的600多万人将全部脱贫，近14亿人口将一道全面进入小康。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的解决，这是最大的仁政、最大的人权保障。

 

    那么，脱贫这个千年难题是靠什么解决的呢？靠的就是党的领导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对《决定》指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的最好注脚。这份优异的“脱贫答卷”背后，是各方资源的统筹协调，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众志成城，是举国之力的攻坚克难。仅从帮扶这个角度讲，全国17.68万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参加帮扶工作，覆盖全部12.8万个贫困村；全国7.64万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使1000多万贫困人口受益，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前不久，我们开通了大兴国际机场，总面积超过了140万平方米，英国《卫报》称之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大兴机场从设计到建成，只用了4年时间。而英国的西斯罗机场，建造T5航站楼用了13年的时间，德国柏林机场建设了25年还没建成。美国加州高铁，2008年规划，2015年才动工，规划的两千多公里，压缩到现在177公里，预计到2033年才能竣工。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所具有的“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与西方的反复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靠设计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在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成功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相统一的成果。现在仍然有一小部分人迷信西方的制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确立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决不照搬西方的制度。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个根本性、原则性、方向性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政治定力和自信，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当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坚定制度自信，绝不是要固步自封。《决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成就和显著优势，目的就是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制度自信，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长期保持并不断增强这些优势，是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