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持续存在

 

近期中美经贸谈判有些新进展，但不会改变中美博弈的长期化、复杂化趋势，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带来持续性影响。一是中美互加关税的实质性影响还将持续显现，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市场信心等方面均将产生影响。2019 年前 10 个月，中国对美进口和出口分别累计下降了 21.5%和6.8%，美国已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降至第三位。二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外迁压力有所加大。近年来，人口红利衰退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线迁出中国，中美贸易摩擦迫使跨国企业重新思考全球布局策略，加速了中国产业链外迁进程。三是加大了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压力。在经贸领域以外，美国还将华为、科大讯飞等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名单”，减少甚至“中断”高端制造核心上游供给。四是加大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伴随中美贸易摩擦一波三折的发展，中美两国股市呈现出明显波动放大的特点，且中国股市由于自身投资者非理性特征明显，导致波动程度更大。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承受较大压力，2019 年人民币破“7”。

 

（二）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短期冲击

 

2020 年，在猪肉价格上涨影响下 CPI 涨幅将明显提高，但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CPI 与 PPI 之间结构性分化走势仍会延续，需要全面、辩证看待。一是非洲猪瘟对猪肉供应的冲击或比预期的更为长久，也使得“猪周期”比过去的更长，猪肉价格持续高位会带动食品价格上涨，增加居民生活成本。二是 2020 年尤其是上半年 CPI 涨幅仍会较高，这可能引发市场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影响市场情绪和信心，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三是短期内物价的走高或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制约，也会对债券等金融市场利率带来一定压力，政策需要在稳物价与稳增长之间作出平衡。

 

（三）实体经济需求低迷制约信贷反弹

 

在稳增长任务更为紧迫的背景下，需要加大金融逆周期支持力度，但当前实体经济需求低迷对信贷增速形成了明显制约。一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下，实体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工业企业利润由正转负，企业投资意愿不强，2019 年前 10 个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长仅为 2.6%，比上年同期放缓 6.5 个百分点。二是去产能、环保限产等政策给传统行业带来较大压力，导致这些行业的融资需求下降。三是企业生产效益不佳，贷款不良率有所上升。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制造业为例，2018 年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不良资产比率为 4.5%，远高于工业企业不良平均值（2.4%），2018 年中信、平安银行披露的制造业不良率分别高达 7.34%和 6.75%。

 

（四）债券违约风险或向信贷市场传导

 

受经济下行、企业盈利能力下滑、部分企业主观逃债等因素影响，2019 年债券市场违约现象仍然呈现高发态势，未来可能向信贷等其它金融市场蔓延，尤其要关注制造业和民营企业的违约风险。一是企业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甚至还在恶化。2019 年前 9 个月，工业企业盈利同比下降 2.1%，改变了过去三年企业利润正增长的情况。工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下滑导致亏损企业的数量增加。2019年 9 月，企业亏损家数同比增长 6.7%，连续两年增加。二是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周期拉长，制造业和私营企业更加突出。2019 年 9 月末，工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54.6 天，相比年初虽然下降了 2.7 天5，但相比上年同期上升了 7.7 天；制造业和私营企业应收账款周期分别为 54.8 天和 42.9 天，均为 2015 年以来的相对高点。三是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去杠杆化进程不同，国有企业“降杠杆”，私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加杠杆”。2019 年 9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已从 2016年 5 月最高点的 61.8%回落至 58.4%；私营企业和制造业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至 2019 年 9 月末的 57.9%和 56.1%，均为 2015 年以来的相对高点。

 

本文摘选于《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