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转型发展，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和机遇呢？

二、中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需要额外获取西方国家的流动性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西方国家硬通货储备的拥有者和依赖出口增长最快的实体经济体，如何能止损西方硬通货长期贬值输入通胀，同时得益西方国家流动性的泛滥？

作为一个德国国民经济博士学位获得者，我曾经的研究领域是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依据；我的博士论文，是依据新古典主义的瓦尔拉商品劳工和资本市场的理论模型，对本质短期的凯恩斯主义非均衡理论扩充引入资本市场投资活动，开展动态长期化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当时所在大学国民经济理论的教学过程中，我充分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但对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并没有完成理论层面的完整模型分析研究，对开放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劳工和资本的互动，及其相关金融及宏观经济政策博弈应用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并未能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是每出口1美元产品就减少国内1美元的供给；如果这1美元用于进口西方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服务），中国经济就有了质的进步；如果这1美元被央行发行8-10人民币收做外汇储备，那么1美元出口就会带来2美元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出口导向的宏观经济发展，在把海外相关工作岗位和收入赚到国内来的同时，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的输入，这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普通员工工资收入从每月36人民币，上升至当下4-5千人民币的成因之一。

我国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变动1996-201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当然另外一个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达大幅提升，和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的拓展延伸。

美国当下对中国经济进一步的转型增长的遏制，主要是用关税打压低端制造成本竞争力和利润空间，强迫其向东南亚等更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同时对中国已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如华为，限制其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取高端市场的可能，并且限制其可持续研发和创新的硬通货利润和资金来源。

在中国实体经济面临发达国家硬通货市场的时候，增长空间有限，如果要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创新能力及其成果的资金需求，就必然要求尽一切可能创新营造多种源泉渠道，将中国实体经济更直接地对接到可以享用西方发达国家增加的流动性的渠道上。

在中国经济整体负债已高达GDP约150%到200%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相对于如美国的最大债务优势，是外汇储备依然足以覆盖已有硬通货外债；所以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挑战，主要在依托人民币国际化，即内债国际化。

不管各种人民币债券在出售给发达国家投资机构和个人的时候是否需要抵押，只要是能获取现有硬通货外汇，能用人民币偿还未来支付，这类债务的本质就是内债国际化，多多益善，而且是对中国高达3万亿外汇储备最有效的保值和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