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于学军

 

于学军表示，从外围国际形势即中国的外需来看，2019年是较为困难的一年。但明年有可能出现转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固定资产投资难以大幅扩大的情况下外需持续下滑。

 

在于学军看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趋势性扭转，这是由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所处的宏观条件决定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所投放的信贷资金更多和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但同时，人均货币工资也在提升。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近两年政府加大减税降费和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否可扭转宏观成本上升、比较成本优势下降的局面，仍需假以时日，进一步观察分析。

 

从金融角度来看，于学军认为我国现正处于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资产泡沫开始压缩，违约风险暴露明显增多，这给生产、投资等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难题。同时，少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对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于学军：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大家上午好！

 

《财经》杂志是中国最具全球影响力和战略前瞻性的领袖媒体，有很多深度报道，广受读者的欢迎。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年的《财经》年会。我看年会的主要目的，是汇集国内外政商学界对全球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新趋势及热点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包括预测与战略，发现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根据这个范围，限于时间，我简单谈谈对中国当前及明年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

 

第一，从外围国际形势即中国的外需来看，2019年是较为困难的一年，2020年有可能出现转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固定资产投资难以大幅扩大的情况下外需持续下滑。1—9月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累计下降2.4%，其中出口减少0.1%，进口减少5%。虽然出口看起来减少不多，仅是微降，但相比前两年增长7.9%和9.9%的前值却是明显下滑；同时，与同期GDP增长6.2%来比，也明显成为一个“扯后腿”的因素。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直接造成的冲击，这使中美双方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今年以来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二是全球经济增长转弱，国际贸易不景气。据IMF最新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3%，WTO预测的全球贸易增长只有1.2%，均是近年来增长缓慢的一年。当然，从最新报出的10月份数据以及11月4日结束的第126届广交会的出口成交情况来看，外贸形势又似乎呈现企稳的态势。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下一步仍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中国投资环境变化以及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等情况，仍需要时间做进一步的观察与判断。

 

另一方面，我认为2020年真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是美联储从今年7月末开始的货币政策调整，已连续减息三次，联邦基准利率由初期的2.25%—2.5%调低至1.5%—1.75%。同时，美联储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近期又开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这对美国及全球市场都会带来明显的影响，也致使各国货币汇率发生变化，并有可能刺激明年下半年全球需求回升，进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二是一些科学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如5G的商业化运用已经开始，许多改变也许是意外的或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等，似乎也处在突破的前夜，加之5G技术的开发应用，也可能提供意想不到的助力，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有的甚至对金融、货币等形成直接的冲击。

 

总之，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就国际环境及科技创新来看，我感到2020年有许多方面也许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第二，从国内形势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趋势性扭转，这是由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所处的宏观条件决定的。主要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货币信贷大量投放，并且这些投放的资金更多和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表观来看就是建了很多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各种景观等等，房地产连片开发，到处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出现的问题却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靠出卖土地即土地财政维持运转，这样各地土地价格成倍上涨，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同时暴富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年销售额不过几百亿元，近两年其规模连续突破5000和6000亿元大关。据最新报道：全国前50名房地产开发商拥有的财富达1.5万亿元，人均超过300亿元。2018年全国各地政府的出让土地收入达到6.5万亿元，成为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货币信贷大量投向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的同时，人均货币工资成倍提升，以打工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前基本上每月挣几百元，现在已上升为几千元，差不多提高了近10倍；但在生活标准有所提高的同时，支出压力也明显加大。此外，住房、交通、物流等各种成本均大幅提高，致使过去中国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的比较成本优势被不断地吞噬，以至于大部分生产制造企业出现生存难题，纷纷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生产能力，现处于方兴未艾之中。近两年来，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政府加大减税降费和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否可扭转宏观成本上升、比较成本优势下降的局面，仍需假以时日，进一步观察分析。

 

第三，从金融角度来看，现正处于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资产泡沫开始压缩，违约风险暴露明显增多，这给生产、投资等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难题。以公开的债券市场为例，今年1—9月已出现违约债券110支，规模达到863亿元。并且，债券市场发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央企等有政府背景的发债主体发行利率较低，而有不少评级不低的民营企业却发行困难。同时，少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对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最近还碰到一个问题，今年以来由于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形成供给端冲击，导致CPI过快上升，这对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新的压力。

 

就讲到这里，最后再强调一句话：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2020年也许是值得细心观察和用心期待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