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货币理论的角度出发，1896年，费雪最早提出了“零利率下限（Zero Lower Bound）”。他指出，如果一种商品可以无成本地持有，那么以这种商品计价的利息就不能为负。这就意味着，如果持有货币是没有成本的，但将货币借出却收到负的利息，那么没有人愿意将货币借出，而是相反会持有现金。而根据经典的IS-LM模型，在超低利率环境中，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财政政策的效果将被强化，而货币政策将无法奏效。然而，如伯南克（Bernanke）等学者关于量化宽松政策有效性的论证，却得出了与IS-LM模型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量化宽松在超低利率时期能够通过政策期限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以及信号效应三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

 

与伯南克等学者的想法类似，负利率实质上打破了货币理论框架中流动性陷阱与“零利率下限”的限制。按照传统货币理论，当名义利率下降至0以后，理性人将倾向于持有现金，货币当局也难以再通过继续下调利率的方式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将面临失效。但日本、欧元区等经济体，由于其政策利率已达到零利率，而经济增长与结构性通缩仍在持续，因此央行通过采用进一步下降利率至负区间的非常规货币工具，试图进一步刺激需求。

 

在实践中，负利率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对于必须在央行持有资本以满足监管要求的银行而言，负利率成为了一种“税收”；另一方面，若银行惧怕信誉受损与大规模提款等后果，而拒绝将负利率进一步转嫁，则负利率刺激信贷的效果将极其有限。不过，在欧央行实行负利率进入第五个年头之际，近期德国第二大合作银行柏林大众银行（Berliner Volksbank）对单笔超过10万欧元的存款开始实行0.5%的负利率，瑞银（UBS）与瑞信（Credit Suisse）则宣布，将对存款余额超过200万瑞郎的个人和商业客户收取0.75%的年费。伴随银行转嫁负利率的大幕徐徐拉开，欧央行刺激信贷的“水”已有了通过金融机构传导至实体经济的迹象，但欧元区负利率实验的最终成效仍有待后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