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如何创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和责任边界，维持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迄今为止，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地方分权与地方竞争推动了地区创新与发展，进而推动了经济改革与高速增长，这个成功模式在现在仍然有借鉴意义。应对传统属地发包出现的地方治理问题一律采取垂直化改革的思路并非万全之策。这些权力的上收一方面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职权，限制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和创新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增加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由此垂直化改革是有很大代价的。历史上央地关系反复出现的“放权-收权循环”说明仅仅依靠央地政府权力的收放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自上而下的决策与监督机制，使得中央政府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引入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加上法治的力量，这些市场与社会的监管权力不上收也可以避免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

 

第三，面对各式各样的政府治理的挑战，我们如何去实现官员激励和约束的平衡。我们说，传统上中国政府治理是一个鼓励“放手做事”的体制，在锦标赛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之下，地方官员大胆冒险与创新。只要结果被证明是成功的，即使创新实践有可能违背了当时的规定和法律，地方官员的创新也可能得到首肯和奖励。随着政府治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动空间显然在不断缩小。我们更强调“束手做事”，要依法依规，在有限的空间、甚至是不断被压缩的空间里，地方官员要完成领域广泛的发包任务。而随着淡化GDP考核，做错事可能被事后追责，锦标赛竞争的激励可能又在减弱。

 

简言之，传统政府治理更倾向于强激励、弱约束、结果导向，而现代化治理更强调弱激励、强约束、结果与程序并重。如果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小政府，弱激励、强约束带来的问题还不严重，因为此时最主要的是依法合规，不造成权力滥用。但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强政府仍将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尚有许多有为空间，弱激励和强约束防止了权力滥用，但也有可能带来政府不作为、庸政懒政的问题。

 

学者简介：周黎安，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等。近期就中国政府治理发表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