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是“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是肯定的”，现在这句话也可以改成“除了死亡、税收和金融危机，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即使这样，世界经济的修复能力仍然让人瞠目，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经济规模是62万亿美元，到2012年本书成书的那一年，已经攀升至72万亿，而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80，并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其中的40%。实际上，全球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在08年那场经济危机后，都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水平甚至还有提升。从数字上看，世界经济危机似乎已经从不可治愈的“癌症”变成了稀疏平常的“感冒”，但感冒并不意味着不致命，隐藏在暗处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命门。

 

 第八章“21世界的经济政策”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论述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特征，这些特征中既包括了高效的公共服务部门、福利体系、税收体系、法律制度、创新环境、财税政策，也包括了软硬件基础设施、融资渠道与成本等等。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下，各经济体如能逐一建设上述经济基础，似乎可持续的强劲增长将变得永续，并一劳永逸地解决“黑天鹅”与“灰犀牛”。但事实上却近乎几无可能，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

 

第一，各经济体的“自私”本性使然，更通俗地说，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在危机中，某个经济体为抵消即将到来的或者已经出现的经济衰退所实施的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从全球角度来看未必是最优解，各经济体这种无意识的“以邻为壑”式调整，让世界经济变得更加无序与狂暴。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一些积极的、有利于特定经济体的刺激政策，往往伴随着“输出通缩”或者“输出通胀”的反对声音，其结果是相邻经济体为避免自身经济受损，被动跟随各种财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

 

第二，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滥用冲动。在经济繁荣时，往往意味着税收上升和在福利以及失业人口等非必需领域的支出下降，这时的政府应该做长远考虑，节制政府开支，以存留未来经济和需求疲软时的回旋余地，然而不幸的是，政治往往着眼于短期。阿根廷似乎是这个故事的天然注脚，在19世纪末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城中存在诸多争论，其中之一就是阿根廷与美国这两个新兴国家，哪个有更好的潜力。那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洲的巴黎，然而过度的繁荣让政府失去了对经济实施前瞻性的规划和监管，当1873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发生时，阿根廷的财政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随之而来的崩溃让阿根廷被人迅速遗忘。

 

第三，“无法动弹”的经济体让世界经济的“蝴蝶效应”更难掌控。被捆绑于特定经济体内的小经济体往往失去了自主调节的自主权，这种“无法动弹”的小经济体变成了世界的大麻烦。比如欧盟内部的希腊，原本《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欧盟的一条护城河，其本质上让满足条约的欧洲国家拥有相近的财政乘数，以便欧盟央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2001年希腊通过高盛作假让这条护城河失去了防御作用的同时，希腊也因此在危机即将爆发时无法灵活的自主实施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最终酿成了世界的大麻烦。

 

英国作家狄更斯1859年发表了作品《双城记》，这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所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这部小说的开篇是这样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应有尽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正在直登天堂，我们正在直坠地狱。”这段150年前的话语无疑是对这本书最好的注脚，也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