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解决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率的问题，要提高各类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效率，这是中国金融走向稳健、强大的内核。在此过程中当然要提高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更高效的支持能力，所以微观效益和宏观的效率都应该能够统一起来。

 

第二，提高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从理论分析，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有需求就能够创造供给。现在我们说社会上有很多的需求，但没有供给，可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支持供给的定价水平。目前对一些主体金融供给的缺失可能就是因为金融市场风险的识别、风险的定价、风险的管理能力不足，所以才导致金融供给的短缺。如果能够提高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价能力、产品设计能力，则金融供给的很多短板就能够相应解决。

 

第三，提高竞争力和影响力。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我国金融业要面向竞争更加激烈的国内市场，也要面向更加复杂的国际市场。而我国金融机构在一些高端的产品、复杂的产品提供方面和国际同业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现在外资银行业在我国银行业市场资产占比为1.29%，很多人认为这个比例太低。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在一些外资银行看重的市场，比如在上海，外资机构主要业务的市场份额能超过10%。在一些高端的理财产品、复杂产品、跨境业务服务方面，外资机构的占有率是非常高的。我国金融机构与国际先进同业之间差距还比较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金融机构会加大走出去力度，但我们的管理能力、人才积累、经验是不是足以能够支撑我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走出去？现在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不能仅仅靠我国的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需要我国金融机构能够联合国际的金融机构、动员全球的金融资本，才能更好地推进项目的实施。没有我国金融机构自身的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不可能达到在全球进行金融资源动员的能力。

 

具体来看，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要实现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避免“脱实向虚”。我国近几年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最高达到7.8%，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像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比，都是属于很高的水平。这里面有多少是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必须的、有多少是因为“脱实向虚”导致的一些金融链条过度延伸造成的金融增加值的增加，值得深入研究。如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民间借贷等市场的发展，就有“脱实向虚”的问题存在。未来应该考虑加强产融结合的有效监管，要提升金融服务业的效率，同时要重视全覆盖的金融业务的监管，尽量减少监管套利风险。

 

第二，在金融匹配度方面，贷款投放在企业、个人、政府之间配置，在大、中、小企业之间的配置，需要协调发展；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协调发展还不够，一方面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对新经济的发展支持不够，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科创型企业支持不够，与此有很大关系。

 

第三，提高应对高水平开放的金融服务能力。从服务企业走出去来看，我们现在的企业走出去，投资远远超过我国金融机构的辐射范围，我国企业与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投资经贸关系，但我国金融机构大概只覆盖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外资机构在银行业中资产占比为1.29%，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外资占比大概是2%多一点点，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市场开放是不足的。简单地从宏观数据上与发达国家来比较，是不科学的。基于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所需，我们要正确地评估，我国高质量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开放水平，这样才能够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未来的健康持续发展。

 

第四，近些年来我国监管水平不断提升，并不断与国际接轨。国际监管规则调整越来越复杂。我用了两个案例，一个是TLAC，TLAC规则的落实会对我国未来银行业的资本要求非常高，我国资本补充的缺口非常大。另外就是最近新的国际会计准则的调整，也会对我国银行业成本大幅度提升。

 

巴塞尔规则的推进，在不同的国家很难区分一些市场真实的风险状况、真实的资本需求。监管规则的完善是影响未来我国金融供给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