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先后完成了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支撑了10%的高增速。目前，传统动力再次衰减，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谓是第三次动力转型的起点。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动力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在全球经济贸易生态环境剧烈动荡的大背景下，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阵痛期”。

 

目前，市场对于“新经济”的认识还长时间停留在生产力层面，似乎只有科技创新才是第三次经济动力转型的发力点。事实上，经济增长有六个“动力源”，单就供给侧来讲，科技创新仅属于“要素供给”，除此以外，还有“制度供给”和“结构供给”。只有充分了解供给增长的六个“动力源”，才能系统地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布局，不至于对当前不断加快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制度调整感到茫然。

 

经济增长的六个“动力源”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两大系统，即需求拉动系统和供给推动系统，又可再细分为六个具体的动力源，其中，需求拉动系统对应三个方面的拉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消费拉动、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供给推动系统同样也包括三个方面的推动力，即要素供给推动、结构供给推动和制度供给推动。

 

要素供给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资本、土地、劳动、管理、知识技术等，以及他们的使用效率；结构供给是指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开放型经济结构等；制度供给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的演进和优化，包括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

 

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同，突破约束瓶颈的动力源就会有所不同。当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扩张需求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当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约束时，增加或改善供给就将取代需求成为新的发动机。因此，随着经济增长条件的改变，动力系统就要随之更换。

 

前两次动力转型的经验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完成了两次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

 

第一次动力转型是在1978-1997年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运行的典型形态是短缺经济，市场需求极大，供给短缺是市场运行的主要矛盾。当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就是推动供给，即动员更多的全要素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段时间我国把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扩张要素供给数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要素供给效率增加了市场供给，也就是从供给推动入手，解决供不应求的局面。

 

首先，廉价的生产要素实现了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土地成本方面，1997年我国实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之前，建设用地基本都是无偿划拨的，尤其是工业用地；融资成本方面，1978年之后储蓄率不断走高，可用资金非常庞大，我国甚至出现过个别年份实际利率为负的局面。劳动力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工的工资也一直处于比较低水平。

 

其次，生产要素的结构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对经济的贡献度不断走高。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间自由流动，配置效率得以改善。不仅如此，我国在此期间还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弥补国内不足。198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2.58亿美元，1997年已攀升到452.57亿美元。

 

再次，经济体制改革也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释放了活力。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供给，就不可能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带来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和结构优化。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也被称为制度供给型经济增长。

 

第二次动力转型初始于1998年，当时，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到相对过剩的新阶段。尤其是通货紧缩的出现，使我国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需求不足。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及时转换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从供给推动转向需求拉动。

 

回到前面提到的六个“动力源”，其中属于需求拉动的有三个：投资、消费和外贸。数据显示，1998年，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分别是28.8%和64.6%，1999年两者差距拉大，分别为21.7%和88.1%。之后，在政策扰动下经历了将近10年的迭代，两者的比例终于发生逆转，且在2009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年投资和消费对GDP累计同比贡献率逆转为86.5%和56.1%，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核心贡献已经十分确立。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我国的投资需求主要以房地产和基建为主，属于传统“旧经济”，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缺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核心动力。故此，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很难维持，投资对GDP的贡献度从2009年开始走弱，直到2014年再度发生逆转。自此，我国再次回到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抓手的经济增长模式。

 

除了投资和消费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外贸（出口）需求。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使我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外溢效应，我国GDP水平到1999年回落到7.8%（不变价）的低谷，在这种大背景下，扩张外需就成为必然选项。2001年的“入世”，使我国经济贸易迅速融入世界，外贸实现了大飞跃。199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3239.5亿美元；截止到2014年，这一数据上升到43015.3亿元，16年间提升了13.3倍。

 

第三次动力转型的基本出发点

 

经济规律有如背后“无形的手”，无论何种经济模式都逃不出周期束缚。在第二次动力转型的十余年中，我国GDP增速一度从1998年的7.8%提升至2007年的14.2%。之后，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外溢下，又重新步入下降通道。2008年，受外需大幅回落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同比从前一年的23.62%回落至当年的17.79%，对应GDP累计同比从2007年的14.2%大幅回落至9.7%。

 

除外贸需求以外，其它两个需求侧动力源也明显减弱：投资方面，属于中间需求，生产能力及其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和服务需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将其消化。在当时传统产业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产能过剩反而成了抑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消费方面，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和措施，但消费增长却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单就消费论消费”的道路越走越窄，政策调整亟需跳出单纯的消费框架，从供给端入手。

 

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在需求拉动的政策效果趋于递减的情况下推出的。可以看到，如果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大致经历了“供给推动——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往复过程。第二轮动力转型（1998-2014）固然起到了助推经济腾飞的作用，但也遗留下来了不少问题，造成了高昂的结构性扭曲成本。

 

一方面，对外需的依赖，固然可以在世界经济普遍向好时为出口企业带来增益，但如果过度依赖外需，就相当于将经济的“生杀大权”交于海外市场，完全丧失了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隔离机制。

 

另一方面，过去的十余年中过分强调投资需求，基建和地产投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随着2010年附近人口拐点的确认，储蓄率的下降对应着投资率趋势性走低，不得不提高对财政的依赖性。这意味着为了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速，需要财政赤字保持高位。由于财政赤字的扩大会造成本币做空，因此，在人民币汇率“不允许”大幅贬值的情况下，财政面临两难局面。

 

再次，尽管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消费率的提升，但居高不下的房产价格不断推升着居民杠杆率，挤占了一般商品的消费空间。如果按照负债/所有者权益进行计算，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增速（斜率）已经近似于次贷危机前美国的居民杠杆水平，不仅削弱了促消费政策的执行效果，更为防风险增添了不小难度。

 

因此，传统需求侧的三个动力源已经捉襟见肘，供给侧的三个动力源（要素、制度、结构）应声而出。

 

要素供给层面，核心宗旨就是强调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主要从下游的主机集成开始做起，引进国外技术，侧重于组装，而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生产一直存在短板。自从中美贸易问题显露以来，这种短板被进一步放大，从产业安全考虑，我国必须重新评估产业基础能力和供应链安全水平，补齐产业链中的短板。

 

结构供给层面，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力推高新制造业，与前面“要素供给层面”相呼应，促进产业链升级；二是城乡结构优化，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变相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升级。

 

制度供给层面，回溯我国此前的几轮改革浪潮，都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走到今天，积累了一些矛盾。政府推动的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相对突进，但政府自身的改革相对滞后。因此，在新的改革浪潮中，必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遵循市场的一般规律，把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规定政府职能范围，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监管，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自从2015年11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已经经历了四个年头。在这四年中，“新经济”的苗头逐渐显露，海外风险事件也不断加重，也注定了次轮供给侧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并不能像前两轮那样一帆风顺。对外依赖的“被动降低”，要求我国生产投资将更多是“内部消化”。

 

尽管当前“新经济”生产要素的供给尚未基本成型，但终有成熟的一天，处于未雨绸缪和防风险角度考虑，有必要在下一次动力转型到来前为需求端做准备，尤以消费需求最为重要。由于世界贸易格局重塑叠加经济景气下行，当前的第三轮经济动力转型绝不能单纯从供给侧出发，还需要需求侧，尤其是消费需求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