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通过鼓吹普选权和圣西门社会主义迎合法国穷人，并以选举击败建制派（96%以上的法国农民都支持拿破仑三世）登上皇位的法皇拿破仑三世，即是这样的政客。

 

拿破仑三世自命革命皇帝，他的铁盘是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农民和推崇革命的城市穷人，他的反体制和基本盘决定了他的外交政策。

 

这位反体制君主上台之后，其外交政策一个攻势接一个攻势，仿佛是迅若极雷，瞬间震撼了欧洲大陆，让所有人都认为他足智多谋，刚劲果断且深不可知，世人称之为“杜依勒利官之谜”( Sphinx of the Tuilerie) ，以此来形成他的难以揣测。

然而，历史最终证明，拿破仑三世外交的唯一目标，并不是实现法国的国家利益，而是迎合他的民意基本盘，提升他的支持率，并强化其权力宝杖。

 

他支持意大利民族主义革命和波兰独立运动（得罪奥地利和俄国），是为了迎合法国市民穷人，标榜自己的进步；他派兵进驻罗马，保护教皇国，是为了迎合法国信仰天主教的农民；他出兵俄国、墨西哥、扬言吞并比利时（得罪俄国、美国、英国）的行动，耗资巨大，且毫无实际收益，则是为了向法国民众显示自己让“法国再次复兴”。

 

尽管很多法国人和世界报纸专家都将拿破仑三世视为难得一见的伟大爱国者，但是他一切政策的实质都是为了自己的民意支持率。

 

这一点在普法战争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当俾斯麦侮辱性电文传到法国后，法国舆论战意膨胀，拿破仑三世明知法国战争准备不足，却为了民意支持率，不得不走向战场，关于其决策动机，他的妻子欧也妮皇后说得很好，“我知道我们战争准备不足，但陛下不能承受失去人民的后果”；

 

当法军在战争初期遭到挫折，军方告知拿破仑三世，需要撤到国内腹地重新集结时，选举皇帝拿破仑三世却害怕一旦撤退，随着普军深入国境，会使自己的民意支持率暴跌，乃不惜在色当孤注一掷与优势普军决战，最终，法军主力全军覆没，法国输掉了这场国运之战。

 

更有趣的是，意大利最为法国的朋友，原本愿意在普法战争中支持法国，但条件是拿破仑三世需要撤出在教皇国罗马的法国驻军，然而，由于拿破仑三世害怕法军放弃保护教皇，将会使自己在法国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农民中丧失支持，反而拒绝在教皇国问题上让步，最终使得法国完全孤立中走向毁灭性战争。

 

因此，今天特朗普对待外交问题的政治本质，实际上与拿破仑三世存在着惊人的契合：为了被盟友土耳其扣押的福音派牧师，而与土耳其决裂，以及支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与伊斯兰世界决裂，本质上不过是为了提升其在福音派信徒中的支持率；向欧洲、加拿大、中国、日本等国家同时发动贸易冲击，其最重要的追求，乃是最坚决明确的姿态对绣带区选民作出回应，而不是循序渐进的长远战略（TPP才是最佳长远策略）

 

这些看似层出不穷、变幻莫测之外交行动，看似勇气十足以取悦铁盘，却又不想付出危及支持率的代价，此即是特朗普与拿破仑三世的最大共同点。当然，由于美国的国力优势远远超过当时的法国，再加上特朗普民众基础带有强烈的优先外交和现实政治倾向，使得特朗普此种外交并未造成拿破仑三世式的后果。

 

现代国际关系学对拿破仑三世外交逻辑在法国内部政治折射上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19世纪的奥地利外交家胡布纳，在1857年写给奥皇的奏折中，对法皇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之精妙描述：“其（拿破仑三世）仅视外交为保障其统治、合法其权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维持其威望之政策，凡能施行则必不放过（不管是否伤害国家利益）。”

 

特朗普内政宣传风的鼻祖：墨索里尼

 

1922年，意大利政客墨索里尼通过法西斯反体制运动，当选为意大利领袖。

 

当政之后，这位伟大政治魔术师的最大困境就是，他曾经许诺自己的追随者“他会让意大利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怎样才能他的人民认为他在塑造一个伟大的意大利经济腾飞呢？

 

很简单，借助意大利舆论对他本人的关注，墨索里尼频繁出现在意大利取得任何微小进步的地方。比如，从1922年到1925年，任何一个新工厂建成，不管多么小，墨索里尼都会设法亲自出席剪裁典礼；任何一个轮船下水，墨索里尼都会亲临现场致贺；任何一个桥梁架成，墨索里尼都会成为其中的受邀嘉宾。舆论媒体对墨索里尼的狂热追逐，无形之中使新工厂、新轮船、新桥梁等事件竟然成为当时意大利最普遍的新闻，尽管意大利的发展速度并不比原本更好。

 

但是，由于民众如此频繁地接触此类讯息，竟然很快形成了墨索里尼真的使意大利突飞猛进的错觉，进而极大提升了墨索里尼的政治支持率。

 

今天的特朗普何尝不是如此，任何一个大企业回迁部分产业到美国，特朗普都会在推特反复地宣传；有时甚至为此专门举办新闻发布会，庆祝部分产业的回迁。就这样，特朗普通过自带流量的不断曝光，强化了民众心中“产业回流”的印象，达成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效果。

 

当时笔者并不是否定特朗普的经济成果，而是特朗普这种反复曝光的成就宣传，乃是墨索里尼曾经使用过且取得良好效果的政治宣传战术。因此，特朗普内政上夸张到极点的行动方式，并不新鲜，乃是很多政客的故智，只不过现代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并没有这种实用性很强的策略或关于政治实质问题的阐述。

 

特朗普大张旗鼓地出席富士康落户美国典礼，以增强宣传效应，历史上美国总统很少出席这种典礼

 

特朗普政治的原则：列宁

 

另外，特朗普是一个反体制的共和党人，他若想在政治上击败强大的共和党建制派，就必须倾全力迎合共和党的基层干部和选民，就像列宁1917年做的那样。

 

当年的列宁即面临着特朗普这样的困境，俄国左翼革命势力的高层把持着权力和话语权，回国初期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甚至都没有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只能不断坚持并践行对左翼势力核心“工人和士兵”，从而逐渐赢得基层左翼力量的倾心，最终打垮了策烈铁里、克伦斯基和唐赫泽等强大建制派左翼领袖。

 

因此，作为一个反体制政客，尽可能践行对基层选民的所有承诺，才是特朗普实现权力之梦的必然选择。就像希特勒所言“革命家必须践行他的所有承诺，否则他将昙花一现”一样，这是现代政治的实用逻辑，但现代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并没有这种认知。

 

总结

 

从以上角度看，特朗普的所行所为并非“没有套路”，而是极为契合历史视野下反体制政客的决策逻辑的。

 

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学的培养往往侧重于国际关系学理论的研究，而非对国际政治史，缺乏特别是动荡革命史的深切认知；政治学的培养，往往又带有极强的价值观偏见，而非对权力逻辑的深入了解；再加上，历史学的培养，又侧重于某个具体国家具体事件的截面，缺乏对广度问题的横向认知，以致于缺乏印证现实问题的能力。

 

总总问题，使得当特朗普这种俾斯麦、黎塞留眼里一眼即穿的反体制政治家出现时，世界学界和政界反而陷入了迷茫和困惑，无法把握其行动逻辑，要么认为他是个小人疯子，要么认为他是个爱国伟人，只能以瞎蒙乱猜来思索美国总统的行为。

 

这不仅仅是人类政治学的不幸，亦是黎塞留和俾斯麦政治学后继无人的体现啊。

 

当拿破仑三世上台时，欧洲震惊于他的机智和谋略，唯有俾斯麦以强大的历史视野，一眼就看穿了拿破仑三世的本质，“他用以迎合民意的反复无常反令世人高估了他的智谋。”（18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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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陶陶

来源：陶太郎（wtt031660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