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和金融产品基础上衍生出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产品，在现货市场基础上衍化出衍生品市场，这既是近代以来全球市场体系演进发展的实践轨迹，也是社会化乃至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商品和金融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波动管理机制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十七世纪，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日本大阪等地，开始出现具有衍生品萌芽性质的商品交易场所。十八世纪，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逐步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远期交易市场。1848年，一批粮食商人在美国芝加哥发起成立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从此，各类衍生品交易所开始在全球遍地开花，据了解，目前较为活跃的约有80家。

 

　　通过各类投资者公开、集中、连续交易竞价，在交易所市场形成了公开、透明、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衍生品价格，从而为各类基础产品的交易定价和供需调节提供价格标杆，为产业企业、金融机构对冲价格波动风险提供平台和工具。

 

　　“衍生品市场与相关现货市场一道，构成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类商品和金融资产提供定价基准与风险管理平台。而国际成熟交易所的衍生品价格不仅深刻影响其国内市场，更成为国际经贸往来的定价基准，并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说。

 

　　我国衍生品市场的生存与发展，同新中国经济建设波澜壮阔的探索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曾出现过一批证券期货交易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因素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固有成分严厉禁绝”。业内人士表示，1952年，各地证券期货市场全部被关停。1970年代，我国外贸企业曾尝试在国际衍生品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积累了有益经验，得到陈云同志的肯定和支持。

 

　　改革开放之后，束缚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樊篱逐步打开，商品市场化进程激流奔涌，为衍生品市场发育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据了解，1980年代，随着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向“调放结合”“价格双轨制”“价格闯关”以至逐步放开商品价格的一步步探索。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中城市在继续办好农贸市场的同时，要有计划地建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沟通市场信息、组织期货交易的农副产品贸易中心”。198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商品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贸易批发市场，探索期货交易”，期货交易试点正式列入议事日程。199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并以现货交易起步，逐渐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标志着我国衍生品市场诞生。此后两三年，全国各地迅速涌现出四五十家期货交易所。

 

　　据业内人士介绍，经过1994年、1998年两次大范围清理整顿，国务院批准保留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三家期货交易所；连同几乎同期发展起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2006年成立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2012年成立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共同构成目前全国性证券期货市场总体格局。

 

　　发展壮大：跻身国际衍生品舞台

 

　　衍生产品承载着衍生品市场的合约规则、业务管理、市场运行和功能发挥，是衍生品市场建设的重点和核心，是衍生品市场联系现货市场的血脉和纽带。

 

　　经过30年发展，2019年上半年我国衍生品市场日均成交量1469万手，日均成交金额1.09万亿元，期末持仓量1787.9万手。根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IA)统计，2019年上半年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全球衍生品交易所成交量排名中分列第10、11、12和28位，我国已连续多年保持全球最大的商品衍生品市场地位。

 

　　从全球第一个标准化商品期货——玉米期货1865年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市以来，全球衍生产品逐步扩展至各类大宗商品以及汇率、股票、利率等金融资产领域。自1992年我国第一个标准化衍生产品——特级铝期货推出以来，中国期货品种也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由借鉴到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创新的过程。我国期货市场探索初期，由于缺少统一管理，各类期货品种纷纷上市。经过两次清理整顿，我国期货品种减少至12个，基本只保留了几个国际上成熟的品种，交易较为活跃的只有大豆和铜。

 

　　随着市场不断发展，依托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和强大的资源禀赋基础，我国衍生品市场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品种发展之路。化工、煤炭、铁矿石、鸡蛋等中国特色品种逐步登上国际衍生品舞台。比如，国际市场没有化工品期货的成功先例，但中国期货交易所自2006年起，推出精对苯二甲酸、线型低密度聚乙烯等化工品期货并获得成功。目前，在化工领域，中国期货交易所推出了9个品种，拥有全球最大的化工品期货板块。

 

　　经过近三十年探索创新，目前我国衍生产品总数已达70个，覆盖领域包括粮、棉、油、糖、果、木、蛋、有色、化工、黑色、能源、贵金属以及股票、利率等国民经济大多数领域。从衍生工具来看，除了商品期货、金融期货，还有金融期权、商品期权，工具类别逐步健全。从交易规模看，一些品种已位居全球前列。如豆粕、菜籽粕、苹果位列全球农产品(5.260, 0.09, 1.74%)衍生品前3位；螺纹钢、铁矿石位列全球金属衍生品前2位。

 

　　在我国境内第70个衍生品——苯乙烯期货上市之际，大商所党委书记、理事长李正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一个衍生产品都涉及相关产业链成千上万家企业，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每一个生产者、贸易者、流通者、加工者和消费者。70个衍生产品的诞生，不仅填补了我国衍生品市场发展的空白，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自我完善的见证。

 

 

　　服务实体经济是衍生品市场生存发展的根基所在和价值所在，这是我国衍生品市场30年不断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截至2019年6月末，我国衍生品市场有效客户139.5万户，其中，单位客户4.1万户、境外客户199户。2019年上半年，单位客户在我国工业品、农业品、金融期货交易中的持仓占比分别为52.31%、52.85%和57.59%。目前，国内至少90%以上的大型油脂油料企业、85%以上的棕榈油进口企业以及1100家化工企业、1200家煤焦钢企业等深度参与和利用衍生品市场。

 

　　“包括产业企业在内的单位客户通过直接参与衍生品市场，一方面加强了自身风险管理，另一方面增强了产业企业和专业机构在衍生品价格形成中的影响力，提高交易价格的代表性，使得衍生品市场运行更好地反映实体经济真实的供求关系，有效避免脱离实体经济空转。”李正强说。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品种期现价格相关性达87.99%，工业品、农业品、金融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效率分别为77.77%、87.46%和99.59%。从以上核心指标看，我国衍生品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日益得以发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逐步增强。

 

　　除此之外，我国衍生品市场在外延和宏观层面的影响正不断放大。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与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在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我国衍生品价格信号被纳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产业企业在现货贸易中采用“期货价格+升贴水”的基差定价模式，以更具前瞻性、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变化和趋势，实现贸易定价方式的深刻变革。目前，我国至少70%的豆粕和棕榈油、40%的豆油等现货贸易采用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此外，通过“保险＋期货”等新的业务模式，我国衍生品市场正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带动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保险+期货”已连续四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要形成合理权威的价格，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有效配置资源，在本质上要求衍生品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中最后一个对外开放的领域，2018年以来我国原油、铁矿石、PTA、20号胶期货先后作为特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衍生品市场首次为全球市场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通过为国内外各类参与者提供公平竞价交易平台，在提升境外交易者参与程度、增强我国衍生品市场国际代表性的同时，也在逐步提高我国衍生品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并为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全球产业链均衡协调发展做出努力。”李正强说。

 

　　纵观我国衍生品市场30年发展历程，从零起步到70个品种，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西方成熟市场完全不同的“中国道路”。站在新时代新起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衍生品市场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