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体系。”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姜松表示，货币政策长久以来一直被看成是一种总量调控政策，通过谋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目标，这不仅是货币政策“总量”内涵维度的功能体现，也是国外货币政策干预的实践逻辑。然而，在国内外环境复杂交错、疫情反复多发等不确定性因素下，宏观维度的总量问题往往内化成为各类结构性矛盾。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货币政策只关注总量问题，而忽略结构性矛盾，显然会使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受阻，调控出现偏差。因此，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时，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就需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等方面求平衡。

 

姜松认为，此次会议提出要适时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更好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意味着货币政策不仅要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更要在实现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城乡经济结构优化等方面发挥作用和大展作为。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需要加大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一方面需要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支持力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调结构，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通过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缓解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要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通过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支持，来达到调结构、补短板的目的；三是要加大促进居民消费的货币政策支持力度。通过促进居民消费，达到提升内需，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如何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此次会议也提出了三方面举措。一是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研究采取金融支持消费和有效投资的举措，提升对新市民的金融服务水平，优化保障性住房金融服务，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融资需求，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较快增长。三是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设立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

 

姜松认为，会议提出的三方面举措主要是从“结构”维度展开，主要包括乡村振兴、小微企业融资、新型城镇化、“双创”和老龄化等民生重点领域。

 

其中，第一项举措意在运用“支农支小再贷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用市场化手段，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振兴，化解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资金压力。第二项举措聚焦新型城镇化领域，以“新市民”这一群体为主线，设计货币政策操作思路和实践举措，不断满足新市民的安居需求、促进新市民创业就业、提升新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激活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第三项举措瞄准“双创”和人口老龄化这一结构性矛盾，创新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再贷款两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提升银行信贷能力为目标，意在充分发挥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服务科技创新、养老等方面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调控和银行主体微观行为激励的有效衔接和统一。

 

“可以看出，会议所提出的三方面举措，环环相扣、精准发力，能够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姜松说。

 

同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货币政策要实现稳经济、稳增长的政策目标，还应从两方面着手。姜松表示，一方面要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的主动有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针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力度，有效衔接宏观经济目标、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和社会环境目标，提升货币政策工具的前瞻性、精准性和自主性，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高效触达”，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另一方面，要建立货币政策工具、宏观审慎工具、财政政策工具的联动机制。通过各类政策工具联动，填补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空白区”“真空区”，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的协同作用，兼顾合理流动性和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实现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有效平衡，进而实现稳经济、稳增长的政策预期。

 

作者： 胡畔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2022年04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