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需要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需警惕其冲击我国经济向好发展。

 

　　一是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在持续放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断，会影响中国复工复产的进程，进而抑制中国经济的复苏。此外，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容易引发部分国家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加速世界经济的重组与分裂，并有可能向政治风险演变，部分地区政治与经济风险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加，恐会发生连锁反应。

 

　　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宽松政策溢出影响较大。数据显示，2020年11月末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比2019年末分别扩张73%、47%和23%，规模和速度均是史无前例，超过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水平。各国释放的巨量的流动性推升了全球的资产价格，加剧了金融动荡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其对国内传染的风险。发达经济体的这种超宽松的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可能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

 

　　三是负利率等非常规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掣肘。全球主要经济体实施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难以做到独善其身，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会面临两难的处境。

 

　　四是各国债务负担的影响。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国家出现了债务负担加重的情况，杠杆率持续性攀升。未来，为避免债务过度膨胀，各国可能会采取的一些财政紧缩政策，政策退出或收紧的时效度若没把控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风险，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敞口较大，受影响也会更大。

 

 

　　国内方面，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一是疫情反复出现，推升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疫情的重复出现，对消费、就业和投资信心等多方面会造成一定影响。

 

　　二是宏观杠杆率持续攀升，加大资产泡沫风险。据估计，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可达279%，较2019年上升23个百分点，升幅较大，仅次于2009年35.5个百分点的升幅（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应对疫情冲击，未来我国宏观政策可能偏向于继续保持宽松，尤其是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加之各地政府陆续集中换届，发展的积极性较高，一些重大项目和工程即将启动，财政政策支持和信贷扩张动力较强。这将导致宏观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可能带来阶段性的经济过热、债务不可持续、资产泡沫风险加大等问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把握宏观政策力度和节奏的难度增大，加大了“政策误伤”发生的可能性。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地方债务风险聚集。首先表现在我国南方和北方经济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分化加剧，如东北、华北、西北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人口净流出，部分地区长期实行土地财政，受疫情冲击，地方债务不可持续，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这些地方的融资平台和国企的债务水平偏高。此外，由于区域经济环境优势不明显，一些地方的民企和所在地的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开始紧张，违约率上升。另一方面，受打破刚兑溢出效应影响，违约风险可能从市场扩散到城投平台和地方国企，地方政府的信用和财政平衡会恶化，可能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四是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水落石出，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受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影响，银行业不良资产不断累积，尤其是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由于长期高速扩张，风险持续积累。同时，大量中小银行在资本补充、资产质量、拨备、核销、税收待遇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另外，受逆周期调节政策影响，2020年大型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增长较快，从中小银行抢走了一些资质较好的中小企业客户，出现“掐尖”的情况。未来，一旦中小微企业4万亿普惠贷款还本付息政策和其他贷款应延尽延政策结束，一些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会暴露。加之减税降费政策退出，部分企业利润会下滑，企业违约增加，银行的资产质量受影响。以上诸多因素导致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压力加大，可能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艰难，逆周期政策恐难持续。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左右，但同时个体从业人数达到约1.8亿人，还有大量农民工、私人工商业从事者，这些群体受到疫情影响更大，其消费能力的修复时间更长。从2020年全年看，企业利润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额有所上升，一旦恢复缴纳社保费用，普惠贷款还本付息延期结束，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又会反弹，中小企业更甚。

 

　　六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持续拉低居民消费率。通过国际对比发现，我国宏观和微观的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从宏观的消费率看，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我国2019年仅为38.8%。从微观的消费率看，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分别为87%、79.2%，也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70.1%。导致我国居民消费明显偏低的因素有很多，收入差距扩大是主要因素之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高，但受到收入抑制。数据显示，按五等分分组，2019年我国前20%的高收入户均收入是最低的20%户均收入的10.4倍，美国1978年是7.6倍。微观的消费率降低则主要是城镇居民消费率降低所致，2013年到2019年，城镇居民的消费率从69.85%降至66.25%，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则从79.36%升至83.19%。城乡居民消费率的反向演变，反映了城镇居民面临更大的高房价高房贷压力，对非住房消费的挤出效应。

 

　　此外，对于202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目标，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有专家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设定一定增速目标是有必要的。也有专家建议，对2021年和“十四五”时期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甚至全面取消经济增长目标，而将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主要目标。究其原因，一是GDP增速若继续作为一个政府目标，会出现层层加码现象，地方政府会将GDP目标定的很高，可能会加大隐性债务风险；二是受疫情等因素影响，GDP的设定存在较高难度，有较强的基数效应。此外，2020年我国社会普遍接受不设GDP增速目标，若重设目标，则易给社会留下重走GDP目标考核老路的看法。另外，GDP增速可作为一个预测数据，如财政部可以根据GDP增速预测数据进行财政收支预测，投资部门可以将该数据作为基础来预测和指导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