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24年经济持续向好需要处理好六大关系

 

2024年落实“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工作要求，应当重视与协调好以下几对关系：一是处理好发展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关系；二是处理好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一致性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房地产调整转型与行业向新发展模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四是处理好扩大消费与供给结构平衡之间的关系；五是处理好债务风险化解中中央加杠杆与地方稳杠杆的关系；六是处理好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下的内外经济循环之间的关系。

 

（一）处理好发展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经济的研究成果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分别是劳动、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无论是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还是资金投入的降低，还是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停滞，都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下滑，所以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传统房地产与基建投资的下行，都有可能对于经济增长带来扰动。另一方面，转型与升级一般指的是资本与劳动效率的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新的增长动能能够有序平稳的替代旧动能，因此发展转型的关键在于激发新的增长动能。

 

旧动能应发挥余热而不应当熄火，新动能培育发展仍有广阔空间。从劳动投入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要素的贡献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据世界银行测算，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要素贡献率达到了70%以上，而我国仅不到40%，同时我国的高技术工人依然存在较大的短缺，根据人社部公布的相关统计，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超过2。从资本投入来看，新旧动能转换时期旧动能过快下降会拖累经济增长，降低投资信心，造成新动能投资不足，因此传统投资应当加快结构调整，注重向民生、绿色、数字、创新、新消费等领域扩张，而不应当单方面的从传统领域退出。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我国目前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61%，在制度与技术创新领域还存在一定短板与不足，一方面要推动制度改革，加快推动统一大市场构建，取消所有制区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持续盘活国有资产，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当前我国新动能增速较快，但新动能尚不足以对冲旧动能的下行。以新能源领域为例，当前我国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增速较高，2023年合计出口1.06万亿元，同比增29.9%。但新三样产品在出口规模中的占比仍仅有4.5%左右，新动能的增长尚不能对冲旧动能的下行。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利用投入产出表（2020年）估算，考虑到产业间的相互带动，房地产在总产出中的贡献占比为18.5%，高技术制造业的贡献占比为13.6%，房地产行业的总体贡献依然高于高技术制造业。同时，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为23.2%，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占比为11.7%，高技术制造业10%左右的增长无法抵消房地产投资10%左右的下行。

 

考虑到旧动能的下行实际上需要新动能提供额外的产出增量，新动能的辐射带动作用依然需要加强。一方面，鼓励数字经济与其他产业、行业与企业持续融合升级，发挥数字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对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相对来讲是不平衡的，对第三产业的渗透相对是比较低的，需要进一步加大数字经济在整个“立”的过程中以及在产业升级和新动能蓄积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要加大科创与产业的融合，不断推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持续向产业创新、消费创新形成辐射与带动。

 

（二）处理好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一致性的关系

 

协调好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一致性的关系，有助于防止出现政策合成谬误、强化政策统筹协同。近年来屡次出现一些非经济政策带来一定合成谬误。比如2021年下半年，为了冲刺能耗“双控”目标，一些省份采取了限电限产这一“补作业”式的极端减碳措施，如广西、广东和安徽等地施行了阶段性限电，陕西和云南等地对“两高”行业亦推行了限产措施。这种运动式的减碳措施直接拖累2021年下半年的工业生产修复，加剧了供给收缩。2022年入夏以来因煤电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电力流通“省际壁垒”仍存等原因，再次出现扰动生产的限电限产现象。此外，在教培行业整顿、互联网行业调整以及房地产行业监管等领域也见到类似的矫枉过正现象。即便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之后，《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就带来游戏公司以及相关的互联网公司股价大跌，其中网易等企业股价下跌幅度达25%。

 

非经济政策对于微观主体的信心带来较大影响，协调好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非经济政策能够及时、充分地向市场传递政策意图，强化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增强信心和底气，进而与宏观调控政策同频共振，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从非经济政策时、效、度的角度来看，有些政策放在2019年实施落地可能有利于行业的规范与发展，但是在市场主体预期走弱的压力之下可能将加剧预期不稳的问题。实际上，信心不足是制约当前需求回暖的重要阻碍，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期指数及满意指数的常态中位数为120%左右（100%为中立值），但目前仍在90%以下；民营企业信心不足、预期不稳，企业经营指数（BCI指数）在二季度以来边际回落，由3月份的58.9%边际回落至12月的47.76%,中小企业信心指数10月份以来边际回落，11月为50.9，仍不及2019年常态水平。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避免非经济政策对稳增长的经济政策形成扰动。

 

除经济政策外，非经济性政策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良好的非经济政策有助于推动稳增长政策效果的显现。一方面，不同政策通过合理搭配和组合使用，可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具有更好的效果，通过政策统筹，确保各类政策形成合力，能够最大程度提升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另一方面，非经济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同有助于节省政策空间，提高宏观政策可持续性。因此，在制定宏观政策时，需将这些非经济性政策纳入重要考量，确保宏观政策的一致性与协调性，从而更好地推动稳增长政策效果的显现。

 

（三）处理好房地产调整转型与行业向新发展模式转变之间的关系

 

当前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对经济恢复扰动较大。2023年房地产投资跌幅持续扩大，同比下降9.6%。尽管“认房不认贷”、降低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调整存量贷款利率、居民换购住房退税优惠延期等政策相继发布，持续引导潜在需求有序释放，但受限于“价格下降-销售低迷-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滑”的恶性循环尚未打破，居民购房信心不足、谨慎性动机仍偏强，销售修复不及预期，房地产能否走出“二次探底”尚待观察。2023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8.5%、-6.5%，并从4月以来降幅持续走扩；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TOP100房企销售总额同比下降17.3%，其中12月单月销售额同比下降35.9%，降幅再度扩大。在房市供需发生较大变化背景下，商品房销售面积难有较大提升，大概率延续下滑趋势。

 

目前房地产行业最核心的风险问题仍是流动性问题和债务处置问题，需警惕房地产下行中风险的持续外溢与传导。在长期旧模式的持续运行之下，当前房地产债务规模仍居高位，总规模（包括贷款、信托、债券融资）占GDP的比重接近50%。随着房地产行业资金压力持续上升，企业流动性风险加剧了行业债务风险释放及蔓延。2023年房地产行业违约规模232.26亿元（占违约规模76.31%），较去年同期增加14%，其中新增违约主体6家其中5家为民营房企；年内房企展期规模666.93亿元，在展期规模中占比84%。然而，房地产违约债务处置却明显滞后，烂尾风波不仅持续引发民生问题，还制约了房地产行业复苏进程，更甚或导致房地产风险进一步外溢、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房地产转型与新发展模式再平衡，需要解决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严重失衡问题。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住房供求基本平衡，局部甚至出现过剩，但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对滞后，存在明显短板，在一、二线城市尤为突出。商品房和保障房出现一长一短，影响低收入下居民购房需求。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08年至2018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合计开工约7000万套，其中公租房（含廉租住房）1612万套、经济适用住房573万套、限价商品住房282万套、棚改安置住房4522万套。可以看出，真正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占比不足一成，并没有真正普及到低收入群体。住建部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应力争达到30%以上，但根据中指数据库土地成交数据，2020-2021年重点城市保障房面积占比均不超过20%，整体市场供应仍有提升空间。伴随“三大工程”加速推进，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将成为房地产行业转型调整期的重要抓手。

 

（四）处理好扩大消费与供给结构平衡之间的关系

 

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与最终消费需求的不足有关，同时部分领域存在消费需求但却被供给短板所制约。当前部分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在商品消费领域存在一定的供需失衡。一类是部分与房地产、基建相关的领域存在一些产能过剩，非金属矿物制品的产能利用率偏低，2023年三季度为65%，较上年同期低3个百分点以上，主要包括玻璃、水泥等；另一类是部分高技术领域或存在一定产能过剩，2023年前三季度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7.63%，电气机械为77.12%，产能利用率分别比2017至2019年均值要低2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动力电池产量显著高于装车量。在部分领域产能过剩的同时，还有部分领域存在消费需求但却被供给短板所制约。例如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存在“卡脖子”问题，推动“专精特新”所需的高技术服务配套也存在不足，大数据等数字经济对于传统产业的提升与改造仍不充分。此外，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的供给水平相较潜在的消费需求也存在较大短板，我国医疗机构床位数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医疗基础设施仍待进一步提升。

 

稳定、扩大消费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融合有待提升。从短期看当前终端消费存在工业品消费、房地产相关消费偏弱的现象，应当通过发放消费补贴、稳定房地产预期等措施予以缓解；从中长期看，与人口结构变化等相关的养老、医疗，以及与高质量生活相关的升级类消费需求仍未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在短板领域、民生领域加快推进。

 

（五）处理好债务风险化解中中央加杠杆与地方稳杠杆的关系

 

当前地方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收支紧平衡下的付息压力较大。目前我国地方债务总体风险可控，随着724政治局会议后“一揽子化债”推进，市场情绪大幅缓和，高风险区域阶段性流动性风险有所缓释。但是，随着房地产的持续调整，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滑，地方政府综合财力持续受到土地财政弱化影响，在实际利率偏高背景下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付息压力不减，仅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支出占地方政府广义财政支出已经攀升至6.22%，如果把融资平台的债务付息加上，则进一步上升至15%左右。

 

中央政府可以适当加杠杆，承担更多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责。从债务结构而言，央地的债务结构还有改进空间。2020年以来，积极财政加大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力度，地方债大幅扩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快速增长，截至2023年末，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规模或接近40万亿。地方财政持续承压下，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率已上升至警戒线水平，债务压力不断上扬。相比之下，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仅约为21%左右，全球来看处于较低水平。在此背景之下，中央政府可以适当加杠杆，承担更多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责，并且落实落细现有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当上移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地方事权与责任。

 

政府部门杠杆率结构的优化与地方债管理长效机制的完善相融合。中长期则需要解决如何构建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长效机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两个新机制，在当前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构建长效机制需重视完善三大机制，即债务形成机制、债务治理机制、协调监管机制，并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深化新旧动能转化。二是持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三是构建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统筹债务发展与安全。四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地方政府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六）处理好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下的内外经济循环之间的关系

 

2023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格局延续，一顺一逆基本格局未变，但内外经济持续良性循环仍面临一定压力和扰动。从国际收支平衡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090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1853亿美元，“一顺一逆”自主平衡格局延续。从经常账户看，呈现出货物贸易顺差仍处高位、服务贸易逆差有所扩大的特征，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544亿美元，仅次于2022年同期，这体现出我国出口的韧性，但依然需要关注外需走弱以及大国博弈下的出口下行风险，从中长期来看，经常项目顺差占我国GDP的比重有可能从当前1.6%的较高水平逐步回归至1%左右的常态水平。从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来看，2022年美联储开启激进加息以来，人民币汇率在中美利差倒挂之下也出现了贬值的压力，加之2023年中国经济温和复苏，2023年前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155亿美元，相较去年同期1524亿美元的净流入出现显著回落。其中，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118亿美元，是有数据统计以来首次出现负值，结合商务部外商直接投资口径来看，2023年我国或出现一定外商撤资的现象。从短期资本流动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共计净流出3547亿美元，净流出规模同比增长2.4%，其中来华证券投资净减少325亿美元。

 

资本流出压力仍存，汇率与内外经济循环的平衡不可忽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指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于“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吸引更多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也提出了相关要求。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汇率与资本流动的稳定与可控，当前我国直接投资项目依然面临着一定外资撤资压力，资本流出的风险依然值得高度警惕。此外，2024年随着全球央行总体进入“降息之年”，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有所减轻，但经济基本面以及出口增速依然将对汇率产生影响，稳经济与稳汇率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总体上来看，2024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将面临欧美降息的有利因素，但我国同样也有降准降息的压力，稳经济、稳出口、稳汇率的必要性仍需加强，而不应当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