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纵览-宏观经济

杨伟民: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本质是加大供给侧的改革力度

11月10号,在五中全会闭幕的第11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就专题研究了经济结构性改革问题。

杨伟民表示,五年规划本来就是解决长期性的供给体系完善和供给结构优化。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问题,所以本来也不是规划的重点。建议稿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的思想。

杨伟民表示,建议稿通篇都体现了更加注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些思想,比如说,创新发展篇当中提出了“四新”,新动力、新空间、新产业、新体制,这些都是力求通过创造新供给来满足新需求。

“十二五”规划专门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篇来讲内需问题,而且是作为“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各项任务之首。杨伟民说,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刚刚两年,稳增长是首要任务,而且大家普遍认为主要问题在需求侧,内需不足是主要矛盾。所以当时是以扩大内需为主来稳增长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

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

之所以要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的政策和思路要据此进行调整、完善。

从增长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处于较快增长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3%,很大程度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世界经济一方面在放缓,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量在变大。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带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过去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带动我国的战略机遇就发生了变化。

从贸易或者需求来看,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我国的经济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外向型的,很大一部分的产能是面向外需、面向出口的。我国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世界市场,总体上是均衡的。但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这就导致我国一部分产能变成了过剩产能,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减弱,从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战略机遇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从投资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产业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给、提供资源之间这种大分工,部分国家成了净消费国,部分国家成了净生产国。我国当时靠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成就了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特别是再加上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过去依靠比较优势,依靠优惠政策,依靠引进外资来带动增长,这个发展的机遇也发生变化了。

杨伟民说,增长、贸易、投资这些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是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提出“五大理念”并在五大理念基础上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在国际背景方面的主要考虑。除了这三个方面,战略机遇期的变化还有很多。

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建议稿也列举了不少的风险隐患和条件,风险和隐患有些是长期性,有些是中期性的。不过,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

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六方面问题

杨伟民强调,经济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在工作方针上,我们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持续的推进;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不能因为是长期任务,近期就不作为,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杨伟民介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了5+4+3的行动方案。“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4”是要打好四个歼灭战,化解产能过剩、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3”是三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前尤其要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三个群体的积极性。

“十二五”规划曾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杨伟民说,五年来这一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总体上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初步估计可能会年均增长7.8%,这也是超出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

不过,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再用需求不足显然已经无法解释。

杨伟民称,现在的问题,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侧了,病根在于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从而带来了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有些产能过剩。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了,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我们还是不能生产。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了,但控制系统和不少零部件我们需要进口。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表现出“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杨伟民说,成本高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体制僵化,比如说电力垄断、银行垄断、中介服务的垄断;有超越阶段的过渡福利化倾向带来的,免费的午餐越多,意味着宏观的税负必然要高,必然要抬高成本;有些属于政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施中的进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还不够精准。比如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应该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促进他们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转移性的收入,依靠补贴,最终会转嫁到企业的成本当中。

此外,扩大内需政策具体实施过程当中,有些政绩工程、没有回报的投资,以及结构调整中僵尸企业难以及时出清等,也间接转嫁过来不少成本。有地方认为,这些投资早晚要投的,但问题是,一定时期、一个地方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建设规模超出财力就要负债。

杨伟民说,如果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做的话,既在宏观上倒逼了货币发行,又占用了有限的资源。比如说,僵尸企业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长期亏损,但靠地方的财政补贴和银行的续贷,僵而不死,也占用了资源。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一部分货币只好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以钱炒钱,所以我们经济的金融化、债务化程度不断加深积累了不少的隐患。

总之,要重视经济的下滑,但实行各项政策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必须放在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发展上,这是国家实力的根基、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GDP不过是对所有企业一定时期内生产经营结果的一种统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跃了,生产并能卖得出去的东西多了,宏观上统计出来的GDP也就多了,速度也就快了,这是经济发展本来的逻辑。(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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